《垃圾日》 （匈牙利）马利亚什·贝拉 著 余泽民 译 花城出版社 6月版
○晶报记者 熊奇侠 文
花城出版社 供图
上月，“匈牙利的乔伊斯”艾斯特哈兹·彼得去世，让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匈牙利文学，艾斯特哈兹·彼得两本中文书的译者和版权引进介绍者余泽民也成了许多媒体访问的对象。而在前不久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余泽民推介了他刚刚翻译完成的《垃圾日》，该书是匈牙利的畅销书作家、画家、乐队主唱——马利亚什·贝拉的小说处女作，“蓝色东欧”丛书主编高兴把这本书比作“小说版的《恶之花》”。借着贝拉首次来华宣传新书的契机，晶报记者专访了这位匈牙利当代小说家，听他畅谈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匈牙利文学。
我是一个野蛮的莫扎特
晶报：截至目前您写了多少部作品？
贝拉：到目前为止，我总共写了9本书，头两本是诗集，其它是小说，其中包括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
晶报：您是怎么开始写小说的？受了谁的影响？
贝拉：我从塞尔维亚到匈牙利后，为了在当地生活下来，有过几年颠簸和挣扎。等我生活稍微稳定下来以后，头脑中就有一些故事想写出来。
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并不是很多，但有几位影响了我，他们给了我一直坚持艺术创作的动力，包括俄罗斯作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和匈牙利作家厄尔凯尼·伊斯特万。他们教会我如何度过生活中的艰难时光。到了匈牙利后，我也读了不少匈牙利的书，发现匈牙利小说都比较传统、守旧、老派，我觉得自己应该给匈牙利文学增添一些色彩。所以我一开始就往粗野、野蛮的方向去写，不想写得特别优雅，而是非常直接、有冲击力，不想讲浪漫、委婉的故事，而是讲残酷、真实的故事。
晶报：除了作家，您还是画家和音乐人，您的绘画和音乐风格和写作有不同么？三者会互相影响吗？
贝拉：写作、音乐、绘画像三只手，三个表现方式，但大脑是一样的，也就是本质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音乐像心灵与生理的共生，而绘画像一个大字报，直接给人看，不那么拐弯抹角，文学则让我直面我所面对的社会。（此时，提纲翻译的余泽民笑言三者是否都是那种粗野的原始力量，贝拉说“我是一个野蛮的莫扎特。”）
我毕业于音乐学院，但毕业后发现学的东西根本用不上。因为学音乐的时候，老师教的是艺术要理性地去组织、去建构，而我一直觉得艺术恰恰应该是非理性的。我到匈牙利后，主要是靠音乐家身份生活，还小有名气。1996年，我在一个网站上开始写作，开了一个专栏，站长逼着我每天都写一点。这个网站后来就把我的专栏结集出版了，也就是我的头两本书。
晶报：您在匈牙利被人熟知的笔名和艺名是“马利亚什医生”，余泽民在序里介绍说，“想用文学艺术为东欧人，尤其是底层的东欧人进行心灵疗伤”。这个名字是否表达了您对社会的立场？
贝拉：在我生活最难的时候，一无所有，是艺术拯救了我，读一本有冲击力的书，听一段非常好的音乐、看一张非常好的画，让我能渡过难关。我是为了逃避战争而从塞尔维亚逃到匈牙利的，没有钱，没有住所。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当医生，但我一直想当艺术家，因为艺术可以疗伤，既然可以治疗我，当然也可以治疗别人。
晶报：您接下来的文学创作在风格或题材上会有变化么？有什么创作计划？
贝拉：我的书并不都像《垃圾日》这么“野蛮”，我也有黑色幽默的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还有浪漫荒诞的小说。我写过一个关于疯人院的故事，那是一个真事，政府关闭疯人院，把病人放出来，有的疯子后来成为政治家，并开始统治社会。如果分类的话，我的每本小说都可分不同的类。
晶报：您关于疯人院的小说让我想起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贝拉：我是在现实事件基础上写的。匈牙利有一间有150年历史的疯人院，在当地很有名。后来当时的执政党觉得疯人院那块地非常好，就欺骗病人说他们病好了，连哄带骗地把病人弄出去，把地收回去卖掉。其实当时关不关疯人院引起很多争论，我就在那个时候写了这样一本书，说疯人院关闭后，疯子也许会躲到森林里，也许会混进国会里。书出版两个月后，疯人院就关闭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丑闻也和书里写的一样。
匈牙利文学自成体系
晶报：匈牙利、捷克等国家的文学被称为东欧文学，您认可这个说法么？它包含什么方面的含义和特色？
贝拉：欧洲就是西欧和东欧，它们有着不同的地域和意识形态。西欧比较稳定，而东欧一直在动荡。东欧国家都属于被压迫的民族，而且还不能像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直接表达不满，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晶报：很多中国人对匈牙利文学并不了解，请您简单介绍下。
贝拉：匈牙利文学层次非常高——质量高，也非常丰富，而且相对封闭，比较独立和自成体系，并不太受其他文学影响，是非常自信，甚至有点傲慢的一种文学。
晶报：您对中国文学有了解么？
贝拉：我了解得不多，但看过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我非常喜欢，因为它非常残酷，又非常美。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匈牙利占有一席之地。我对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感兴趣，关于中国的信息对我来说总是新的，这常常让我忘了中国其实是那么古老的一个国家，中国文化总能给我一些新的灵感。
晶报：余泽民说您一直不忘自己的“东欧人身份”，您的作品里有着浓重的、让人难以效仿的“东欧味”。
贝拉：很多匈牙利作家总是想象自己坐在维也纳的甜品店里，而我是一个坐在巴尔
干的列车上，也许刚和人打过架，也许刚被人抢劫过的作家……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拳击，而不是喝咖啡。
晶报：《垃圾日》您写了多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小说？
贝拉：这本书写了大概半年。我首先是想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其次是记录生活中奇奇怪怪的、有趣的故事，对我那段生活的一个小总结；第三，创作让我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底层的社会。
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当时正统文学界不太喜欢，都批评它，但年轻人却很喜欢，一下成了流行小说。之后我又出了五六本书，非正统、非主流的报刊、杂志都有关注，也做了报道，但纯文学圈方面并没有积极的评价。大概坐在咖啡馆里写作的人不会特别喜欢突然出现的一个流着鼻血、戴着拳击手套写作的人，但我出版的书都还算畅销。
晶报：在这本书里您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匈牙利接触到的人和事，今天匈牙利人的生活和那时相比，有很大的改善么？另外今天的匈牙利人也和那时候一样充满精神的痛苦和危机么？
贝拉：这本书并不代表生活在匈牙利有多恐怖、多苦难，只是把日常生活中古怪、特殊的事集中在一起，关注人的心里最隐蔽的一面。它（《垃圾日》中的公寓）有点像一个象征，是社会的一个镜像，反映社会的一些情况。
但是在匈牙利也有被压榨、被剥夺者，也有在改革中的牺牲者，他们（《垃圾日》中的主人公们）有些是我生活中遇到的，有些是新闻报道中的——不过新闻报道只报道一个结果，而我想关注的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晶报：《垃圾日》被称为社会恐怖小说，您认可这种看法么？
贝拉：我认为归类为社会恐怖小说有些道理。我说过我并不是坐在甜品店里写作的作家，我本人就是一个难民，曾一无所有，也有家人进过精神病院，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上吊自杀了，很多人在战争中无家可归。我不相信好莱坞电影描述的那一套，恶是人性中很重要的一面，丑陋也是很有价值的。
人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晶报：您书中写了很多在正常人看来是变态的性和死亡。关于性，余泽民在序中介绍您认为“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努力接连受挫，性往往成为他最后可能抓住的希望稻草。日常生活中的性形形色色，只是人们闭口不谈而已。”您书中很多篇幅都写了性，您怎么处理文学中的性？它对作品主题意味着什么？
贝拉：我的小说中的公寓象征人内心深处的角落，那里面存在各种欲望、念头、被压抑的东西……都是人性中可能存在的东西，我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个公寓也是社会的缩影，各种人都住在里面，其中很多人忘掉了自己被压迫、被凌辱的角色，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脆弱的人，也是受害者，忘了所有人其实都是制度和变革的孤儿。
比如其中一个被轮奸的女孩又是在这个本来最底层的群体中的更底层，是受害群体中的更低一层的受害者。变态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很多作家写性是因为读者想看而这样写，但我的这本小说并不是娱乐性的情色小说。我觉得一个人在性的方面强权，实际上是一种个体实现的表达方式，（通过性）来表达自己强势的一种方式，通过欺凌其他更弱小者来体现自己的强大。
晶报：死亡、自杀等情节在这本书里也经常涉及，序中也说到您希望“假如我们作为现实接受并谈论死亡的话，或许我们能更容易地面对它，或许我们还能够做一些什么，至少在活着的时候，别跟死人一样活着。” 死亡这个人物结局的设定，是不是更能让读者反思？
贝拉：我觉得这些作恶者最后的命运应该都是这种结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绝大多数并不会得到这种结局——他们会逃避惩罚、逃避审判，我这样写，就是要惩罚他们。当然，不同的故事结局也不同，有的是公平的，有的是不公平的，有的结局悲惨，有的结局是快活的。
晶报：接下来还会有您的其他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引进么？
贝拉：接着我还会和花城出版社继续合作另外两本书，《垃圾日》写的是人间发生的事，是我的“三部曲”中的一部。“三部曲”另一部是《一个死人的日记》，写的是一个人去世了，上了天堂，发现天堂是一个超市，还必须工作，没有休息。也是被统治，是整个体系的奴隶，甚至连死亡的权利都被剥夺——因为你已经死了。后来这个人利用人的聪明才智，战胜“上帝”，在天堂的员工登记本上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又回到人间。这本书是想告诉大家，人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中国读者还会看到我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墓地情事》，这个故事充满黑色幽默：写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流浪者，有一天为了躲雨，躲进了一个墓穴（余泽民解释：类似灵堂，在匈牙利，墓地，尤其是家族墓地，会在旁边盖一个这样的房子，用来进行点蜡烛之类的祭奠活动），他发现这个墓穴修得挺宽敞，住得也挺舒服，就搬进去住下来。白天他很努力地工作挣钱，满足自己的欲望，找女人啊，到了晚上回到墓地去睡觉。有一次墓地的墙打开了，一些鬼魂出来了，就说服他，要他相信哲学、宗教，要他朝着光明的方向去，告诉他还是活在人间更美好。
马利亚什·贝拉
匈牙利当代知名小说家、画家和音乐人，笔名和艺名为“马利亚什医生”。1966年11月3日出生于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市。1987—1991年在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学习音乐，1988年组建了曾风靡巴尔干半岛的先锋乐队“学者们”，他担任歌手和小号手。1991年为了躲避南斯拉夫内战而逃到匈牙利，之后定居在布达佩斯并加入匈牙利国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匈牙利的乐坛、画坛和文坛，成为知名的多栖文化人。马利亚什所有作品都带着浓重的“东欧味道”，特别是沉重、犀利、黑色、现实的“巴尔干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