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市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3例，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干预措施，疫情扩散势头迅速得到遏制。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市的公共卫生体系乃至整座城市的管理运行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考。我们发现，我市公共卫生体系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如公共卫生危机意识不强，平战结合不够，疾控能力不足，传染病诊疗不规范，居民健康素养不高，等等。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生物安全风险，看似是一个卫生领域专业问题，实际上是事关社会安全发展、大局稳定的系统工程。如何从城市治理能力的高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健全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是后疫情时代需要思考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建议：
“预防为主”的大旗不能倒。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急性传染病并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最好的时机还是预防，所以预防“治未病”这根弦不能松。经此战“疫”，我们希望唤起社会、唤起有关部门、唤起广大群众对“预防为主”的重视和认知。对社会而言，要居安思危，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长远的战略准备。对卫健部门而言，要做好防控治一体化、市县乡一体化、城市发展架构下的疫情防控顶层设计。对公众而言，如何健康生活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事情，要革除吸烟、膳食不合理、缺少运动、滥食野生动物等生活陋习。好的卫生习惯能让我们受益无穷，比如说到了冬春季就戴上口罩，患流感就居家休息，打喷嚏时挡住口鼻，少吃盐防高血压，聚餐使用公筷公勺等等。
疾控建设贯彻在发展上。以来，各级政府加快了疾控机构建设，工作机制基本完善，不需要大的改变，目前主要是粮草不足、人员短缺、能力不够的制约性问题。我市疾控机构服务人口比例为0.81名/万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7名/万人）。本次疫情中疾控系统能胜任流行病学调查岗位专业要求的有58人，能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有4人，在疫情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防控措施建议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加强我市疾控队伍建设，重点是要增量提质。一是要提高绩效工资水平，吸引人才、稳住队伍，扩增疾控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二是要提高疾控人员的综合素质，基于疾控专业的特殊性和专属性，队伍建设不仅要着眼于满足医疗卫生体系专业需求，更应放置于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来培训，打造既有公共卫生视野，又了解临床技能，具备多岗位胜任力的复合型人才。
救治水平体现在常态下。武汉疫情暴发、哈尔滨聚集性疫情都暴露出医疗机构在传染病诊疗上管理失范、重视不够，医护人员传染病知识缺乏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这其实也是我市较多医院不同程度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要以这次疫情防治为契机，一是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思想源头上解决问题，在强化规范发热门诊的基础上，再构建覆盖社区、乡、村的发热监测哨点，开展医务人员培训，提高“早发现”能力。二是坚持“平战结合、重在应急、统一管理”的原则，加强定点医院及重症监护病区建设，扩大传染病集中收治容量，提高重症救治能力。三是加强呼吸专科建设。目前我市18所医院设有呼吸科，专科医生75名，副高职称以上占36%，通过呼吸与危重症学科（PCCM）标准化建设的仅一家。回顾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最可怕的大多是呼吸道传染病，这次疫情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人生在健康上极大的幸福就是能自由地呼吸。满足重大疫情救治需要，还任重道远，需要尽快谋划解决。四是促进医防融合，通过公共卫生信息化管理，联通“预防—控制—治疗”全链条、各环节。
政府保障落实在体系中。一是找准角色定位，坚持预防为主、健康至上的科学决策理念，对公共卫生政策和资源的投入，从单纯的卫生投入导向向其它相关领域需要延伸，实现公共卫生体系从行业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比如借鉴 武汉防控经验，在某些大型公共活动场馆项目的规划、设计时，可兼备考虑方舱医院功能的储备。这件事应该未雨绸缪、早做打算。二是找准切入点，为应急处置和常态管理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6月1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开始实施，各级政府应将健康管理理念融入所有政策中，将应急预案体系、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服务纳入区域和行业发展规划，将公众主要健康指标改善情况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三是找准落脚点，提高公共卫生供给质量，提升数字时代区域公共卫生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公共卫生重在防患于未然，必须树立百年大计的战略思维，解决好公共卫生体系方向性、系统性、基础性、持续性的问题，提升对“预防为主”理念的认知度和认同感。让公共卫生体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人人享有健康的重要引擎，这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也是我们下一步要下大力气去做的工作。
王晓岚（市政协委员、市疾控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