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截至第二报告的最后发病日1月18日，推算出武汉市共有4，000例-nCoV病例（在95%的置信区间下，感染病例数为1，000 – 9，700例）出现症状。
假设：1、武汉国际机场服务人口约1900万人口。2、从感染到病例发现之间平均有10天的延迟，包括5-6天的潜伏期和从症状发作到病例发现、住院之间的4-5天的延迟（在泰国和日本发现的病例分别在发病后3天和7天住院）。3、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来自武汉的国际旅行总量为每天3，301人次。该估算值基于IATA数据的前20个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每日3，418名外国旅客中得出，并使用帝国理工学院持有的IATA数据来更正前者数据中出现的农历新年旅行激增（今年尚未发生），以及前往前20个目的地列表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旅行量。4、出口人数统计截至1月16 日前没有影响。但最近几天出口可能减少了出口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基准预测可能会低估武汉市的实际病例数。5、假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旅客中的所有病例都被检出，但是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如果在其他国家/地区遗漏了病例，我们的预测将低估武汉的真实病例数。6、以95%的置信区间预测估计，这代表统计假设中的不确定性。注意事项：
1、 这项估算假设出境旅行的时间足够长，以至于受感染的武汉居民出国旅行会出现症状并在国外被发现，而不是在返回武汉后被发现。学者们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预计到武汉的国际游客（例如在日本被发现的情况）与居民的接触时间较短，因此感染风险较低。正确解释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其他数据，但会增加学者们对案件总数的估计。
2、 估算的潜在病例数，其疾病严重程度需要住院（在泰国和日本发现的病例均为中等严重）。估算不包括轻度或无症状的病例。
3、由于-nCov的潜伏期未知，该数值根据对MERS-CoV和SARS的估计值进行了估算。
4、 学者们假设国际旅行与暴露于n-CoV或感染状态的风险无关。如果人畜共患病的暴露偏向于较富裕的人，旅行频率则可能与暴露相关。而且，某些旅行可能与感染状况（在国外寻求医疗照护）或武汉市接触者的感染状况有因果关系（这可能适用于在日本发现的病例）。考虑到任何一个关联都会增加病例旅行的可能性，因此，学者们认为此研究仍可能低估了病例总数。
敏感度分析：学者们探讨了总病例估计值对以下假设的敏感度：
1、 检测窗口的持续时间（较低值为8天）；
2、 武汉机场服务人口规模（武汉市人口为1100万，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1900万）；
3、 采用国际上报告的实际输出病例（8例）。
图表1：基于基线假设和探索的替代方案的估计病例数（基于1月22日第二份报告分析）结论：
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比目前报道的中、重度呼吸道疾病病例多得多。此处提出的估计值表明，应扩大监测范围，纳入武汉和中国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的所有肺炎或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病例。该分析并没有直接涉及传播途径，但是过去发生的相似规模的SARS和MERS-CoV的爆发经验表明，目前不应该排除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
自第一份报告以来，第二份报告对武汉市暴发规模的估计已增加一倍以上。这是由于在中国大陆以外发现的病例数已从3增至7，但该份报告的分析无法确定这种的增长率。
武汉市新型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可能导致中度或重度呼吸道疾病的病例大大多于目前已发现和报道的病例。
但是，最近在中国官方报告的确诊病例数迅速增加，这表明在最近几天中，病例发现和报告的数量已大大增加。希望通过对病例定义和测试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对监视的进一步扩展（例如，扩展到初级监控bingli），希望我们的估计数与官方病例数之间的差异会进一步减小。
该分析并没有直接针对传播途径，但是最近的报道和以往类似规模的SARS和MERS-CoV爆发的经验表明，目前不应该排除人与人之间自我维持的传播。有了这种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证据，如果要控制暴发，加强快速病例侦查将至关重要。
估算方法：
利用国际上报告的病例，推断出武汉市迄今为止可能发生的病例数量。
需要健康照护的病例总数由海外监测到的病例除以在海外发现任何一例病例的概率（p）得到：
在海外发现任何一例病例的概率（p）=每天出国旅行的概率x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
而每天出国旅行的概率由武汉每日出境国际旅客除以武汉机场服务人口得到：
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可以近似为：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潜伏期+从症状发作到病例发现的时间。
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疑似病例区域分布情况
截至北京时间1月23 日中午12时，中国确诊 585 例，疑似 392 例，治愈 28 例，死亡 17 例（其中有 10 例确诊暂未明确地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