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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新知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建设模式探析 ——以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为例

时间:2024-03-28 2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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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新知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建设模式探析 ——以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为例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社群档案馆

作者简介:冯湘君,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字档案馆、网络信息保存、个人数字存档;卜昊昊,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AS1905 。

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被我国认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政府为抗击病毒采取了有力措施,从一线医务人员,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再到普通公众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各级各类档案馆及其工作人员在这次疫情中也结合自己的工作职责,做好防控期间的档案工作,有档案馆还制定了保存疫情记忆,做好疫情防控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安排。[2]然而,以各地档案馆为单位,单独归档保存疫情防控档案,对于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记录的保存和记忆的存留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探索新的建设思路和工作模式。

目前,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内容多集中在对馆藏资源的建设方面,如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收集、管理、利用等开展的研究,以医院或疾控中心为主体,提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特点[3],收集与利用的方法[4],管理的优化策略[5],以及以政府为主体,引入专项工作机制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思路[6]等。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档案馆功能定位单一,已有研究仅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视为

档案安全保管的基地,并没有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发掘此类档案馆新的社会功能。第二,档案馆建设主体单一,现有研究都是从单一主体出发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其中,以医院为建设主体的成果居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馆藏资源单一,即馆藏只包括单一主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形成的或收集的档案材料。第三,未明确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的建设模式,这就导致该类型档案馆仍然沿用综合档案馆或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的建设模式,忽略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特点。这些不足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是牵动全国的重要事件,需要各行各业、全国人民的上下联动,密切合作。在保管记录、留存记忆时,不仅要由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保存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政策与举措,而且要重视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的反应与行动,以及社会公众的情感与行为;不仅要保存抗疫成果与成绩,还要留存失误与教训;不仅要关注抗疫物资与人员的投入与分配,还要留意疫情信息的发布与传播。这样的信息存档工作,要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予以考察[7],需要以创新机制为指导,建立全国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鉴于此,本文拟从功能定位、建设模式、实现条件三个方面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有关此次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的思路,以期为实际工作参考。同时,该建设思路和工作模式的提出也可以为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的建立提供借鉴。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的功能定位

本文提出要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建成一个集“记录-纪念-记忆”社会功能三位于一体的专题档案馆,使其成为个人与社会的“记录馆”、“纪念馆”和“记忆馆”。

第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应成为事件的“记录馆”,客观记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以及事件的实时发展情况、经验教训,为国家、组织和个人存档留证,并发挥档案资政、警示后人的作用。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抗击非典疫情的档案材料就成为此次疫情中的重要工作参考。

第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应成为英雄的“纪念馆”,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卓越、贡献突出,甚至牺牲的人们提供纪念场所。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医务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以及普通公众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医务工作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冲在疫情最前线,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成为“最美逆行者”。为了纪念他们的奉献精神,在每年的纪念日,档案馆不仅应该为公众缅怀抗疫英雄提供纪念场所(如实体场馆、网络平台),还应利用馆藏资源,再现英雄们的感人事迹,对公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

第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还要成为公众的“记忆馆”。“记忆馆”面向普通公众而办,记录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日常,目的是为个人及其所在社群留存记忆,为特殊群体或少数族群在国家记忆体系中构建、恢复记忆提供保障。鉴于此,档案馆可以保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普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轨迹,事件给人们行为和心理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人们获取、传播、识别信息的能力和习惯等。要获取这方面的资源,一是要不定向的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征集相关资料;二是要定向关注典型个体,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的人们,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持续追踪。

总之,不管是在实体空间,还是在网络虚拟空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都要成为保留证据、警示后人、铭记英雄、叙说历史、留存记忆的场所。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也应以此功能定位为指导,提出可行的建设模式。

3. 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模式的提出

基于以上功能定位,本研究提出将有关此次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建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涉及多方联动的专题数字档案馆,亦即“全国联动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字档案馆”。该档案馆要以社会治理理念为指导,并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档案资源建设。

3.1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目标和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目标是“全国联动的专题数字档案馆”,这一建设目标包含三方面含义: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要建成“全国范围的”专题数字档案馆。这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国,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记录整个事件的发展并留存完整记忆。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要建成“多方主体联动”的专题数字档案馆。“多方主体联动”是指包含国家综合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其他社会组织档案机构,以及社群档案馆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从馆藏资源建设上看,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不仅需要国家综合档案馆从政府视角接收、征集、保存能反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体面貌的档案,以及代表主流价值观的档案,而且需要来自企事业单位与其他社会组织档案机构的从自身生存与发展视角保存下来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真实的实践活动记录,还需要社群档案馆记录下来的来自基层普通公众的“声音”,如公众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各种情感诉求、态度情绪和行为规范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资源建设体现出多元价值观有机融合的建档理念。第三,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要建成一个“专题数字档案馆”,它是专题档案馆和数字档案馆的结合。作为专题档案馆,其馆藏资源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组织起来的;作为数字档案馆,它要应用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多媒体技术,建成一个存储和利用数字化档案资源的信息空间,并具备档案资源存储与共享功能,信息检索与发布展示功能,信息提供利用功能,信息组织与传输功能等。

以此建设目标为指引,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模式:

第一,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共同参与。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是我国档案事业的主体,它们的共同参与可以实现不同行政级别上馆藏资源的融合。目前,我国中央档案馆和地方各级综合档案馆大都已将此次疫情档案的收集、征集、保管工作纳入到各自的馆藏建设任务中来,这些档案记录着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举措、疫情发展、抗疫工作等情况,必须相互联合,共同参与。

第二,各类型档案机构协作。各类型档案机构主要是指国家综合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社群档案馆等,它们之间应建立协作关系,共同参与到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中来,以实现来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团体、社群的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档案资源的整合。

第三,基于不同级别、不同类型档案机构的合作,建设全国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字档案馆。这需要依靠信息通信技术,在网络虚拟空间整合多方主体的馆藏资源,建立统一的资源建设与共享平台,实现国家层面疫情档案资源的互联互通,并最终从整个社会系统出发,留存疫情时期的完整社会记忆。

由上述建设模式可以看出,以国家综合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和社群档案馆为主的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是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的关键,也是保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馆功能实现的基础。

3.2国家综合档案馆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的方式

国家综合档案馆作为保存历史记忆和开展爱国教育的重要场所,在档案馆“发挥何种作用”等理念问题,以及“为谁而建”“馆藏为何”等业务问题上,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影响程度深、波及范围广等特点。国家综合档案馆在进行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档案建设工作时,应以存留这一时期的社会整体精神面貌为基本出发点,发挥应有的教育功能和感化功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档案局第一时间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工作的通知》,强调各级档案部门应主动作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工作,要做到疫情防控档案应收尽收、应归尽归。[8]因此,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充分考虑新冠肺炎疫情下档案形成主体的层次化、立体化。不仅要关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益机构、民间团体等在疫情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还要聚焦包括医护人员、科研人员、党员干部、志愿人员在内的各类防疫抗疫工作者,以及包括疫情感染者在内的疫情亲历者等。这就要求国家综合档案馆除按规定接收机关文件材料外,还应创新工作思路,与相关责任单位开展合作,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渠道主动面向全社会宣传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档案征集的信息,将反映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积极行动的档案材料保存下来。

3.3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的方式

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各类企事业单位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体之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类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国家部署安排,开展疫情应急管理等相关工作,从而形成大量的记录材料。这些记录材料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各类企事业单位实践活动的真实凭证,其更对今后类似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各类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不应缺位,需有所作为,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档案建设工作。

首先,宏观层需要实现理念“上升”,即各类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应积极争取将档案工作纳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总体部署[9],在单位内部宣传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档案收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推动与其他工作活动的协同开展[10]。其次,微观层需要实现业务“下沉”,即各类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应针对单位自身性质明确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档案的收集范围,并要秉持“前端控制”思想,指定专门档案工作人员指导各部门的归档工作[11],确保疫情时期的档案较为集中并能够凸显专题色彩。

3.4社群档案馆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的方式

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实践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旨在记录和保存被主流档案忽视的群体的历史资料。[12]因此,社群档案通常具有“小而精”的特点,凸显出强烈的身份色彩和特定的语境文化。

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除奋战在防疫抗疫一线的集体、个人及疫情感染者外,无数普通公众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见证者,其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因疫情影响而发生变化。于是,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了众多原始记录,如果说国家综合档案馆受主流价值驱动,会选择性记录历史[13],那么,建立新冠肺炎疫情社群档案馆则可以弥合这种差距,将主流价值所排斥的档案材料保存下来。

当前,社群档案建设在国外发展已相对成熟,其角色转换模式要求档案工作人员从档案管理员转变为社群参与者[14],对社群自主建档、管档活动进行辅助与支持[15]。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社群档案馆建设过程中,明确档案机构在不同时期内的不同角色定位:即前期引导、中期协助、后期支持。首先,档案机构应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与当地社区负责人合作,借助社区平台宣传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个体和社群记忆构建的重要性,激发、引导、鼓励公众保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反映个体和社群实践活动的各种材料。其次,当公众出现存档需求时,档案机构应顺势而为,积极发挥服务职能优势,并组织志愿者参与其中,为公众提供档案管理业务上的指导与协助。最后,当公众自发建档活动趋于体系化、规范化、常态化时,档案机构可为其提供包括保存空间、管理经费[16]等物资上的支持,推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个体和社群记忆构建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要建成“全国联动的专题数字档案馆”就需要以国家综合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和社群档案馆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联动模式,最大程度的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记忆仓库——既可以从人文、历史、社会、大众等不同视角勾勒疫情发展的全貌,还可以从医学专业、疾病防控角度直观再现疫情带给人们的伤害,也可以从英雄人物、普通公众视角串联起关于疫情的记忆片段。

4. 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实现条件

除多方主体联动的建设模式外,要实现“全国联动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字档案馆”的建设目标,还需要理念指导、资源保障、技术支持等多种实现条件。

4.1社会治理理念的指导

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需要社会治理理念的指导。

社会治理理念始于西方国家,该理念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部分私人部门,以及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都将成为治理主体 [17],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这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理念为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多方主体联动的建设模式提供了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在建设过程中要遵循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理念,对参与建设的多方主体关系进行协调。第一,对多方主体提出合作共建的要求,明确国家综合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其他社会组织档案机构、社群档案馆等多主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推进各方建立和谐关系,全面实现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目标。第二,对多方主体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过程中持续协作,增加互动的要求。特别是在馆藏资源建设上,各主体的档案资源必须在持续协作的基础上互为补充,共同管理和使用,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第三,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成全国联动的专题数字档案馆,实现资源在虚拟网络空间上的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各主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平等共享。

4.2馆藏资源的保障

要建成“全国联动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字档案馆”,还需要馆藏资源的保障。国家综合档案馆在馆藏建设上应突出内容和载体的多元化,一是内容的多元化,即馆藏应能反映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行动,如各级政府机关发布的应对疫情的规范性文件,雷神山、火神山等医疗机构建设的科技文件,疫情中各类社会组织和防疫抗疫工作者的感人事迹,疫情感染者成功治疗和自救经历记录等。二是载体的多元化,即馆藏不应局限于传统纸质档案,照片档案、音频档案、视频档案、网页档案、实物档案及口述档案等多种载体档案均需做到应收尽收。

企事业单位应根据单位自身性质确定相应的馆(室)藏对象。就事业单位而言,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高校与医疗单位为例,高校应重点关注疫情期间校园应急管理工作方案、高校师生围绕病毒传播与风险治理进行学术研究及专利申请等活动所形成的科研档案、围绕线上教学形成的教学档案等。医疗单位应为疫情感染者建立可长期追踪的健康档案,及时掌握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恢复情况,研究传染疾病对公众健康的短期与长期、显性与隐性影响。此外也可利用医学专业优势建立传染病病毒专题数据库,实现包括SARS病毒、甲型H1N1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在内的病毒族群攻克研究信息的有效整合,为应对类似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提供知识储备。就企业而言,要将疫情期间反映经济状况(如物资流动清单、资金周转报表等)及信用情况(如疫情防控信息技术产品质量记录、社会公众及媒体的评价信息等)的企业社会责任档案[18]进行归档。

社群档案馆主要保存主流价值观以外的档案材料,能够体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普通公众的情感诉求、态度情绪和行为规范,如疫情感染去世者家人为其制作的纪念材料、“拒绝野味”警示宣传材料、停工停产下各行业工作者生活状态的写实材料、亲历者的疫情日记、对疫情焦点事件的舆论材料等。它们都是特定时期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应成为社群档案馆的归档对象。

4.3信息技术的支持

数字时代通信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为建设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赋能,即建设一个面向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国性专题数字档案馆,在虚拟空间里实现国家综合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其他社会组织档案机构、社群档案馆等各建设主体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此,各主体需要承担全国性专题数字档案馆在制度、设计、交互等维度上的建设任务。首先,在制度维上,各主体应充分结合疫情实际,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制定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技术框架等一系列政策和标准,明晰建设方法与建设过程。其次,在设计维上,各主体可与相关互联网技术企业合作[19],利用先进技术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字档案馆运行的可持续性、可扩展性并维护各类疫情档案资源的长期可读性[20]。目前,可以利用“云技术”将档案资源保存在云端,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共享数据库,实现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机制。最后,在交互维上,秉持“档案众包”[21]理念,强调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档案资源建设,可将接收、征集的疫情档案经数字化后上传至平台。例如,社群档案馆建设主体可以将其在疫情防控全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材料在该平台分享,使疫情时期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相互交织,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仓库。

除上述实现条件外,“全国联动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字档案馆”建设目标的达成,还需要相关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和资金管理,以及普通公众建档意识的提升和广泛的参与行为。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提出的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模式是基于档案系统内部的,多方主体(以国家综合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和社群档案馆为主)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是关键。事实上,除档案系统内部多方主体的协同外,来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等机构的合作参与及其保存的与此次疫情相关的馆藏资源,也应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建设的有益补充。在新冠肺炎疫情档案馆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开展跨馆、跨地域、跨界的合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EB/OL].[-03-17]./zwgk/-05/20/content_145.htm.

[3] 曹国萍.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特点与管理初探分析[J].临床医药文献杂,(5):185.

[4] 李萍.浅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收集与利用[J].档案与建设(8):90-91.

[5]于子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3):374.

[6]崔瑛, 陈美伦,徐鑫. 引入专项工作机制,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档案管理[J]. 中国医学创新,(7)148-149.

[7] 徐拥军.应加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与研究[N].中国档案报,-03-09(3).

[10]谢玉雪, 聂书源,郭若涵.档案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角色与职能[J].浙江档案,(2):40-41.

[11]青岛大学综合档案馆面向全校及各临床教学医院征集疫情防控档案的通知[ EB/OL].[-03-17].https://dangan./info/1041/2091.htm.

[12][14][16]钱明辉, 贾文婷.国际社群档案包容性实践模式研究与启示[J].档案学通讯,(4):40-44.

[13]谭倩. 国内社群档案资源建设模式探析[J].浙江档案,,54(2):32-34.

[15][19]黄霄羽, 陈可彦.论社群档案工作参与模式[J].档案学通讯,(5):90-95.

[17]向德平, 苏海.“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9-25.

[18]赵清, 荔锐,黄新荣.企业社会责任档案研究[J].档案学通讯,(1):100-104.

[21]赵宇. 档案众包平台的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J].浙江档案,(4):23-25.

Construction Model of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rchives: Take the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Archives as an Example

FENG Xiangjun, BU Haohao

(Business School i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rchives should be record storages, memorial halls and memory museums with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recording, commemorating and remembering. Based on it, the multiagent interconnected construction model of COVID-19 Archives is proposed. The national archives, archives of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community archives and etc. should all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s expected, the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Archives would be built into nationwide interconnected thematic digital archives, so the whole memory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could be preserved. In addition, multiple realization conditions are also needed, which are the guidance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ncept, the guarantee of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the suppor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tc.

Key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VID-19; Community archives

【责任编辑:张全海】

注:原载于《档案学通讯》第3期,社媒首发于“图情档学界”微信公众号。

作者:冯湘君 卜昊昊

图片:互联网

编辑:魏湛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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