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相关研究成果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几大高校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新冠肺炎疫情与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该调查报告探索了我国企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时,如何防范风险、降低损失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新的机遇,特别是明确数字化与疫情应对之间的关系,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下为调查报告精选摘要。
作者:
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挂靠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秉持“实事求是、探索求真、开放共赢”的价值理念,中心以“立足中国创业实践、发展全球创业理论、赋能创业企业成长”为使命,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与企业齐奋斗,致力于发展成为一家以数字创业与创新研究为鲜明特色、“顶天立地”的创业与中小企业研究与咨询服务机构。
调查背景
新旧交替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由新型冠状病毒(-nCoV)引起的肺炎疫情冲乱了庚子新年的喜庆,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匆忙脚步,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和挑战。
在疫情导致的生产停滞、需求放缓、物流紧缩和用工困难等多重压力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是对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挑战尤为艰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本次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超乎想象。截至3月9日,国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80905例,遍及全国所有省份;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已有至少80个国家出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累计数量逾25000例。
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从短期来看:首先,基于疫情防控需要,各地限制交通出行和人员流动,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的采购和销售活动,导致大量订单积压,出现“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的窘境;其次,返工的政策性延迟导致企业的复工能力和产能利用率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员工基本薪资保障、办公与生产场地租金等刚性成本依然存在,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第三,疫情导致的终端需求疲软,对于餐饮、旅游、文化娱乐以及其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产业的冲击尤为强烈。
从长期来看: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会随着疫情结束就立刻消失,加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等结构性因素和中美贸易战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在将持续面临较大的生存发展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图片来源:腾讯健康,数据截至3月10日)
然而,正所谓“不破不立”,疫情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也为中小企业发展和战略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
1月底,国务院在《近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应用“大数据+网格化”等新技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政策出台为疫情应对指明方向
以“大智移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在这场疫情中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例如,大数据技术为疫情监控实时跟踪提供了技术保障,为企业决策提供最新最全面的数据;无人配送、智能交互等技术有助于企业在发展线上新型业务,催生和促进新的商业形态;远程办公、线上会议等通信产品有利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活动;线上需求的激增也给企业的线上化转型带来了新的利好。
因此,疫情导致的突发性经济社会震荡,在给中小企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
基于以上背景,秉持“立足中国创业实践、发展全球创业理论、赋能创业企业成长”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各大高校的研究团队,共同探索我国企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时,如何防范风险、降低损失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新的机遇,特别是明确数字化与疫情应对之间的关系,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调查过程
本次问卷设计主要关注疫情对企业经营状况、社会责任承担以及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影响,问卷内容涵盖了疫情状态下企业应对措施、政府政策支持、企业经营状况和企业基本情况四个模块,包括数字化应对、战略转型、创新投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政策支持和绩效预期等多个维度,共计30个问题,以期比较全面地了解企业应对疫情的能力、疫情中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以及数字技术应用和国际化经营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多位管理学者组成联合调查组,利用麦客表单生成线上问卷,通过微信等线上媒体发送给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来自全国各大重点高校的 EMBA、MBA、EE或EDP学员为主)。本次调查通过在线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截至2月23日12时,共收回有效问卷935份。在收集的935份有效样本中,中小企业有518家(企业雇员人数小于等于500人),占比55.4%。本报告主要运用这518家中小企业样本展开研究。
调查结果
● 主要调查结论
1、数字技术全面助力疫情应对
疫情造成的经济波动持续影响着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以ICT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并为其恢复生产经营活动保驾护航。
2、疫情驱动企业数字化应对与转型
疫情虽然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明显的损失,但也发挥了“倒逼变革”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的震荡有利于企业深刻意识到数字化应对方式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3、科技“战疫”,前景可期
ICT技术在疫情应对中大放异彩,进一步彰显了科技与智力在未来竞争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小企业可以把这次抗击新兴冠状病毒的战“疫”,视作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契机,加快开发数字化技术,构建数字化平台。
4、业绩作用“两头尖”,既是数字化动力,又是数字化压力
一方面,绩效优势是转型动力,行有余力则追求持续收益。另一方面,绩效衰退也是转型压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但是对于绩效中等的中小企业来说,也应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
5、战略柔性促进数字化应对,驱动数字化转型
战略柔性有利于企业采取数字化的疫情应对方式,并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在疫情来临时,具备战略柔性的企业可以有效调整自身业务,例如快速开展远程办公、快速转变业务模式等。
6、线上企业表现全面占优,“马太效应”趋势凸显
线上企业在疫情期间能够越快采取数字化应对措施,率先收割数字化红利。而反观业务以线下为主的企业,面对疫情带来的交通不畅、员工滞留、成本上升等综合挑战,明显疲于应对,使得线上与线下企业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7、政策扶持刻不容缓,转型升级时不我待
在疫情的影响下,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助于中小企业增强数字化应对程度,提高数字化转型意愿。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其宏观调配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8、“节流”止损成效有限,“开源”创新效果明显
企业采取不同的生产恢复措施,对企业绩效预期的影响存在差异。“开源”型生产恢复措施相比“节流”型生产恢复措施更有利于中小企业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帮助企业保持乐观态度,增强企业对未来生存发展的信心。
● 管理启示
1、“危中求机”,坚定数字化转型信念
疫情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次疫情给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企业管理者看到的应该是机会而不只是危险。本次疫情也在告诉企业,如果不下定决心转型升级,企业就只能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被淘汰。因此企业管理者首先要坚定变革信念,下决心进行数字化转型。
2、有序采纳数字新技术,全面落实数字战略
数字技术不仅是企业面对危机时的助力,也是持续发展的推力,不仅“赋能”企业成长,更能“使能”企业变革。企业应当有序采纳数字新技术,并将数字化提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落实数字商业战略。
3、积极推动业务线上化,充分享受“数字红利”
在业务层面,中小企业应积极推动业务线上化,充分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模式红利。近年来,政府不断号召“互联网+”与产业之间的融合,在未来几乎所有企业都可能触网,因此必须摆脱实体店的桎梏,加快线上线下的融合贯通,实现思路转型、管理变革和经营优化,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红利。
4、加快数字平台建设,科技驱动行稳致远
中小企业应该以此次战“疫”为契机,加快数字平台的建设,落实科技驱动的发展战略。当前,政府正大力推动新基建、新消费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企业应当借政策之力加快落实科技驱动战略,构建数字化平台,加强企业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和企业之间的协同竞合效应。
5、培育动态应变能力,保障数字战略平稳落地
中小企业应当培养动态能力,提高战略柔性,保障数字化战略平稳落地、有效实施。在数字经济的情境下,环境具备高不确定性和复杂动态性,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适应变化、利用变化甚至主动变化,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因此,企业应当培养以战略柔性为代表的动态适应能力,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能力保障和关键支撑。
● 政策建议
1、短期政策重帮扶,有效减缓中小企业生存压力
短期来看,政府应当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一方面,政府应当调整税费政策,适当减轻中小企业法定税费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应适当降低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例如要求金融机构保持信贷供应,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并为受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等。
2、中期政策强激励,促进中小企业数字转型升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短期帮扶政策具备一定的时效性,因此鼓励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企业科技含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才是有效之道。政府应当承担服务者的角色,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科技孵化和产业园区建设等促进中小企业和成熟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价值共创。
3、长期政策有定力,支持中小企业做强做久做大
从长远来看,政府的长期政策应该保持定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做强、做久、做大。政府应坚持产业升级转型的路线,努力塑造科技强国的国际形象,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弯道超车。
本次调查的课题组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郭海老师负责,参与成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杨主恩、黄冉、郭安琪、唐寅和陈沁悦等研究生同学。最后,感谢联合调查组成员何文龙老师、吴剑峰老师、杨震宁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沈睿老师(浙江大学)、李璨老师(中国政法大学)、马晓白老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诗松老师(武汉大学)、王铁民老师(北京大学)、窦欢老师(暨南大学)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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