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琨：我曾经一直认为是对方三次登门来请的，是一片诚心打动了我。现在想想，他们三次登门都是有计划，事先谋划好的(笑)。有一天，上海奉贤县钱桥工业公司经理云清就找到我家来了，说他们想办一家橡胶企业，希望让我去当顾问，我没答应。
记者：后来怎么答应了？
韩琨：没过多久，钱桥乡政府党委书记亲自到我家，说邀请我到奉贤去玩玩，其实想让我参观他们的工厂，我到那一看就更不想去了，很破烂的几间房子。参观了一会，突然碰到他们厂的一位业务员，说他们想制作微型轴承密封圈，但大工厂嫌麻烦不给做，小工厂又没技术，很着急。我一听就来劲了，因为这个是我的老本行啊。我就开始给他们讲，这个密封圈其实做起来很简单，给他们介绍了应该购买的设备、厂房，还大致讲了讲管理。他们可就听进去了，没过多久我再过来看时，发现他们把设备都买了，厂房也建了，都是按我说的做。于是我正式接受了他们的聘书。
我是知识分子，第一次感觉有人这么重视我，做事情这么快，很感动。另外，他们按照我的想法花了50多万买了设备，如果做不好我就是罪人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听我的听对了。于是我每周日从上海赶来进行指导，技术攻关，还给他们培养技术人才。
记者：没想过有什么风险吗？
韩琨：没太想，研究所里面领导都知道我在当“星期日工程师”，他们没有反对，后来我的密封圈实验成功了，他们还到奉贤去参观过。
记者：那后来的“韩琨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韩琨：1980年，钱桥工业公司一次性奖给我3300元奖金。不久我就被几个便衣请到了上海市检察院，对方很客气，告诉我不用再去研究所上班了，每天到检察院去交待情况。
记者：您的“韩琨事件”曾经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科技人员兼职大讨论，这些您怎么看？
韩琨：旋涡的中心其实最平静，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从检察院回到研究所后，领导不让我做技术工作，改到车间里劳动去了。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下结论是无罪。
记者：作为“星期日工程师”中影响最大的人，您怎么看？
韩琨：应该说，我切身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真的能够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前，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在研究所都是闲着没事干。要不是改革开放我当了“星期日工程师”，我永远都不知道我具有开办工厂、让一个地区富起来的能力。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一生，应该说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 【编辑:朱鹏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