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总会有人夸奖，也总会有人感到不足，我在上一篇写《我不是药神》的文章里说了一点点遗憾，刚刚看到有人展开说了，那我也找补几句吧。
这位先生说的我非常同意，药品研发成本极高，专利期内不可能很便宜，如果企业、科学家都无法从研发、销售中获益，那就没有人愿意搞研发了，病患的境遇只会更糟糕。研发的动机不是做菩萨，企业、科学家也没这个义务，但它客观上实现了救死扶伤，推动人类医药科学进步，这很值得尊敬。这一点是我前一篇文章里说过的。
有人给我留言，把药贵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权贵作祟，进入“官逼民反”的逻辑，看似深刻，其实错误。这种论调几乎被人拿来解释中国社会上一切让人不爽的现象，去语境化地概论性解释注定是没有说服力的废话，无法揭示复杂的现实，只沦为煽动情绪的催化剂。
无论电影还是现实，几万元一瓶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患者努力学习、工作、攒钱、纳税，不眠不休也很难消费得起。不排除存在游手好闲的人，但穷病的“病”，主要问题不在患者，中国的社会财富积累、分配没有提供给他们长期购买、服用高价药的可能性。买得起药的人的钱是怎么来的，那是另一个问题。
可是，不论富有的人还是贫穷的人，他们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生命价值不能用市场逻辑去看待和分析，否则人类社会将倒退为动物世界，一个社会、体制也不能只保护官做得大的、钱赚得多的人的权利，让普通人眼看到生的希望却依然只能坐着等死，这样的体制是不完善的甚至不伦的、邪恶的。
在我看来，守护公民的生命价值是政府的义务，药贵VS人穷的困境，需要政府介入、结构性解决，比如减免进口药关税、完善医保等。任何体制、组织都不可以在乱花钱时大手大脚，却在救人命时哭穷。公民让渡了权利、纳了税，你不可以不作为，这是社会契约、现代国家的基本逻辑和常识。
回到《我不是药神》，结构故事的反方，它能选择谁呢？其实没有选择具体的谁，电影对正版药医药代表的刻画很克制，谈不到丑化，更谈不到道德控诉。那么体制的问题电影能不能过多表现呢？结论是很显然的：不能。电影要过审、要上映，不得不做很多妥协，这也是个常识。
《我不是药神》结尾的处理耐人寻味，药已进医保、已免除关税，这是个正面的、阳光的甚至带歌颂性的尾巴，但你要从中解读出一点无奈和批判来，也不难，我猜测主创这么处理，是煞费苦心的。在题材上的大胆、表现上的开拓、叩问现实的深刻上，电影已经非常不容易，它应该收获极高的票房，这对电影人也是种鼓励。《我不是药神》不可能是完美的电影，比如有煽情之嫌的摘口罩相送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批评探讨；然而不顾现实困境、制度影响的真实存在而批评电影不够现实、不够深刻，这便宜话说的就有点没意思了。
遗憾的是，这类便宜话其实很常见。比如说，提升个税起征点，很多人跳出来说：这个没用，我们的问题是税收结构，诸如此类。
微观改善确实解决不了结构问题、总体问题，也的确应该善意地指出我们在小打小闹之外有更大的问题，但绝不能低估微观改善的价值，更不能说这些权宜之计没用，没有量变哪来质变？你有什么办法能一镐头刨在祖坟上，一劳永逸呢？暴力革命、战争、瘟疫等能迅速改变社会现状，你愿意经历吗？
从理论上、原则上谈问题、谈规律、谈理想是必须的，它提供一种方向和价值底线，有一拨知识者负责这个就够了。评价具体作品和问题，还是少说废话的好。
跟珠穆朗玛峰比身高，姚明还是侏儒呢，这么聊天有意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