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辉
有位作家曾说，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中，“对不起”这句话的使用频率非常低，以至原本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由于吝惜一句“对不起”而终至酿成事端。
我的观察却颇有不同。也许是中国社会确在进步吧，我发现，现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共场所，“对不起”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这意味着，在大街上，面对陌生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吝于释放自己的善意。但到了单位、家里，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的使用频率可说依然走低。熟人之间，同事之间，夫妻之间，说声“对不起”怎么就这么难？
我觉得我可以就这个现象给出一个解释，但要套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一段话：在大街上，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在单位里，一件事却是三件事；到了家里，尤其是夫妻之间，一件事就是八件事了！
钱钟书《围城》中最具现实感、现场感的描写，在我看来，当数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的夫妻吵架。方鸿渐与孙柔嘉在赵辛楣家偶遇方的昔日情人苏文纨后，回到旅馆——
(方)“回来了。”
(孙)“身体是回来了，灵魂恐怕早被情人带走了。”
“你这人真蛮不讲理。不是你自己要进去的么？事后倒推在我身上？并且……人家临走时还拉了你的手——”
“我太荣幸了！承贵妇人的玉手碰了一下，我这只贱手该从此不敢洗了！”
“何必跟她计较？我只觉得她好笑。”
“好宽宏大量！你的好脾气、大度量，为什么不留点在家里，给我也享受享受？……”
一件事就这样被说成三件事，乃至八件事！别人我不知，反正我每每读到这里都只好掩卷苦笑。中国社会当然在进步，但那进步往往只是在大街上；一旦到了单位里、家里、夫妻的卧室里，各种牵缠，各种虚耗，各种“举一隅而三隅反”，就让人觉得我们的进步实在是有限的。
一直喜欢上海作家周宛润的小说《五妹妹的女儿房》，里面有个细节让人难忘。
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的罗五妹和王革生结婚后不久，就有了第一个女儿安妮。在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的内心都开始有了他们自己都未必察觉的变化。他们不再一味任性使气，他们努力去学会理性和克制。
他们第一次说“对不起”，是在一场争吵之后：“他们对看了一会儿，忽然异口同声地向对方道歉：‘对不起！’”
这声“对不起”把两人都弄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这对弄堂男女的语言世界里，原是没有给文绉绉的“对不起”三个字留一席之地的。这以后，当然还会有争吵，吵完再互相说“对不起”。
对这对没什么文化的弄堂男女来说，“对不起”就是他们理性的象征了，“事态千钧一发之际，就靠它来挽回”。
《五妹妹的女儿房》当然不及《围城》写得“聪明”，却比《围城》多了些温暖和明亮。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理由。
（壹点号 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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