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家庭和私有制，就有了婆媳关系的难题，以至于日本著名的律师丹山雅曾提议：“如果谁能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婆媳关系的办法，应该授予他诺贝尔奖金。”
在当前的各种新闻报道中，“婆媳恶战”“婆婆不堪媳妇虐待自杀”“媳妇不堪婆婆烦扰离家出走”等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当然，婆媳关系问题更是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荧屏上的热门选题，如《婆媳过招千百回》《婆家娘家》《麻辣婆媳》《双面胶》《媳妇的眼泪》《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不一而足。
近年来，婆媳关系的话题更是登上了许多综艺节目。这些都预示着，这既是一个婆媳关系大变动、大转型的时代，又是一个重塑婆媳关系的时代。这其中，有喜剧，也有悲剧；有进步，也有倒退。总之，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认真思考的话题。
婆媳关系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是基于儿子和儿媳妇的婚姻而产生的。在此之前，婆媳之间主要是一种陌生人关系，是男人(婆婆的儿子，儿媳的丈夫)这个中介把她们二者联结在了一起。这种联结关系在现代社会基本上并不以婆媳二者的意志为主导，而是以儿子和儿媳愿意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意志为主导，因此两者的联结大多时候并非是自愿的。
婆媳关系不是一种自然血亲关系，婆婆和儿媳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并非自然关系，与母亲和亲生女儿的关系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这样一来，婆婆和儿媳之间就不是直接的，而是有隔阂的，她们没有天然的情感纽带，二者之间的情感要靠后天的实践行为去培养，需要借助后天的努力建立和维护。而后天建立的情感不具有强稳定性，容易破裂和消失，维护起来比较难，需要付出的比较多。
因此，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就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焦点，影响着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古语曾言“婆媳亲，全家和”，甚至还可以加上一句“天下安”，因为古代一些宫廷政变、天下动乱，也和皇家内苑的婆媳关系不和有关。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婆媳关系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儿媳对婆婆的孝和服从。儒家伦理主张“百善孝为先”，按照这一要求，作为晚辈的儿媳必须绝对孝顺婆婆。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孝顺公婆是做儿媳成功的最高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因为，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妇女没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她的人生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主要就看她能否很好地侍奉公婆、相夫教子。
婆媳之间，儿媳一般要选择忍让，即使委屈也不能表现出来。假如婆媳在某个问题上产生争议，婆婆的意见和选择无论对与错，儿媳都只能服从，除非婆婆自愿放下“面子”采纳儿媳的意见。
因此，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婆媳关系之间的“恶”主要表现为婆婆对儿媳的折磨和虐待，我们常常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语道尽媳妇成为婆婆所要经历的煎熬磨炼，同时也蕴含着一旦成为婆婆的喜悦。
同时，在一些老年妇女的讲述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前，她们中的很多人也长期被婆婆折磨和虐待。“恶婆婆”几乎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我们一想到“旧社会”的婆媳关系，往往会在心里闪现出“恶婆婆”这一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消除封建观念和封建意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开展多次“清扫”运动。传统的婆媳关系基本被消除，新的婆媳关系得以建立。有学者把这一婆媳关系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现在，在当前社会时期，新型的婆媳关系已经形成。
不管这一观点确切与否，目前的婆媳关系样态和传统婆媳关系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一种新的样态。
当前社会中，婆媳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亲人型，也即婆媳如同亲人一般，或者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婆婆待儿媳如亲生女儿，儿媳待婆婆如同亲生母亲，非常知心。
朋友型，婆媳如同一对朋友，虽然未必如亲人般亲密，但和谐互助，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同事型，交往不是很亲密，互有保留，但能够和平共处，在支撑家庭上能够各自尽责尽力。
陌生人型，婆媳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和来往，没有什么支持和理解，彼此只要过得去就行，离开谁都无所谓。
仇人型，反目成仇，婆媳之间“战争”不断，没法共处。
虽然这些婆媳关系类型差异很大，但是却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婆媳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很难说谁支配谁、谁服从谁，这是一个基本层面的现象。在这种基本层面现象之外，还有一种失衡的现象，那就是在一些家庭中出现“媳强婆弱”，也即儿媳折磨甚至虐待婆婆的现象。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当然，在一些城市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中也有出现。在这些地区和家庭中，老人没有什么积蓄，养老要靠儿子儿媳，而儿媳往往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于是就出现婆婆无法反抗儿媳，几乎要承担全部家务，甚至还要看儿媳脸色、小心翼翼过日子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