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朝鲜问题专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前段时间在中国访问，被问及对近几个月来日趋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有何看法，他先是长叹一口气，沉默半晌，进而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了美国一方：“特朗普……叫嚣要毁灭朝鲜，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非常羞愧和尴尬，而且这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美国领导人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而不是把金正恩说过的话再以相同的方式重复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也说过‘我们要摧毁朝鲜’，我替他们感到羞愧。”
当美国的主流舆论越发认为朝鲜已经陷入“疯狂”，成为对世界安全局势的重大威胁时，卡明斯却强调要理解朝鲜的处境及其行为逻辑，并且不认为朝鲜要对当下的局势负主要责任。他解释道：“1953年以来，朝鲜再未和其他国家发生过战争，而美国呢?今天的朝鲜根本不可能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否则它的政权将会覆灭。朝鲜自己清楚这一点，所有其他国家也清楚这一点。朝鲜是一个毫无安全感的小国，金正恩的核实验和语言威胁仅仅是一种防卫策略，以应对他们受到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是美国首先造成的——一个自身安全不受威胁但不停给他人找麻烦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不过卡明斯承认：“99%的美国人和我的观点不一样。”
从“和平队”到“修正学派”
1967年，大学毕业两年的卡明斯以“和平队”(Peace Corps)成员身份来到韩国，服务了一年。和平队的宗旨之一是“促进受助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但卡明斯感受到的却是两国人民之间无从消除的隔阂。当时距朝鲜战争已经，但韩国仍处于贫困之中，四处是无家可归的人和乞讨者，而驻韩美国人都住在设施优良的建筑中，营地有警卫把守，与普通韩国人隔绝。卡明斯回忆，其他美国人在与韩国人打交道时，处处展现出种族主义的优越感，而韩国人则在胆怯中体现出对美国“盟友”的深切不信任感，“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理论上应该是很好的韩美关系，在我的实际感受中却是如此之差，这背后一定有深层的原因”。
卡明斯抵达韩国几个月后，朝鲜开展了暗杀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的活动。敢死队员在青瓦台与韩国警卫发生交火，暗杀最终功亏一篑，世界为之震动。卡明斯清楚记得，事件发生之后，住处四周随即出现了大量巡逻军队，气氛骤然紧张。他回忆：“正是在那时，我对朝韩冲突之残酷有了深切体会。我由此对这种冲突的起源与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美国后，卡明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韩美关系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开启了朝韩问题研究生涯。
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卡明斯正赶上美国的反越战高潮，而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正是许多运动的策源地。他加入了一群由不满美国政府政策的年轻学者组成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CAS)，这个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亚洲研究学者，如裴宜理(E. J. Perry)、林培瑞(Perry Link)等。这个委员会具有左翼倾向，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1972年该委员会还派出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接见。时代背景和学界同道的影响，奠定了卡明斯的左翼思想基调。
长久以来，朝鲜战争在美国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在美国的图书、电影和其他大众文化领域，二战和越战作品汗牛充栋，唯独韩战作品凤毛麟角。固然朝鲜战争在长度上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战绩上不及海湾战争，但卡明斯认为美国人“集体遗忘”朝鲜战争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道德上的模糊与健忘。在卡明斯看来，朝鲜战争既非公认的“坏的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毁灭性的暴力提醒人们记住战争的残酷，又非公认的“好的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值得庆贺的正义对邪恶的大获全胜。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没有胜利，不算正义，但痛苦和创伤又没有真切地落到美国人身上——这不同于越战，于是同时成了被遗忘的战争与未被了解的战争。
卡明斯决定从这段历史入手，疗治美国人的“集体失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朝鲜战争档案在各国被公开，以此为基础，卡明斯于1980年完成了《朝鲜战争的起源》(第一卷)。这本开创性著作成为朝鲜战争研究中“修正学派”的奠基之作，获得了该年度费正清图书奖(John K. Fairbank Prize)。历史研究中的“修正学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指的正是对历史事件的“正统”解读做出挑战的史学研究，卡明斯也自此成为美国朝鲜问题研究中“修正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朝韩之间
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卡明斯一次次地重返朝鲜半岛，亲眼见证了韩国翻天覆地的变革和朝鲜看似一潭死水实则暗流涌动的变化。卡明斯庆幸自己曾于1987年访问朝鲜，他认为那是朝鲜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彼时战争已结束三十余年，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苏联解体和90年代的饥荒尚未到来，颇有几分安逸气息。他清楚地记得，那时朝鲜的乡下要比韩国的乡下更为整洁有序：“80年代的韩国乡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挥之不去的一股气味，因为他们使用生物粪便施肥。同一时期朝鲜的乡下则没有给我气味的回忆，因为那时他们已经靠着发达的化学工业用上了化肥。”在1987年的平壤，卡明斯甚至可以在街头与市民攀谈，而朝鲜官员则对这个来自“敌国”的学者保持着一种“客气且礼貌”的态度。不过，此后访问韩国变得越来越容易，访问朝鲜则越来越困难，只能看机缘。卡明斯原本定于9月再度访问朝鲜，却因特朗普政府颁布的禁止美国公民访问朝鲜的禁令而推迟。
所有的朝鲜或韩国人中，卡明斯最为欣赏的是韩国前总统、因推进朝韩和解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金大中。早在20世纪70年代，卡明斯就以学生记者身份采访过当时正访问美国的金大中。就在接受卡明斯采访后一个月，金大中在东京被朴正熙政权中央情报局特工绑架，险些被碎尸沉海，卡明斯由此关注起了这位韩国异见人士的命运。直到近二十年后，金大中正式当选韩国总统，卡明斯与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其执政期间成为青瓦台的常客。金大中任内推行促进朝韩和解的“阳光政策”，成为第一位访问朝鲜的韩国领导人，这些举措得到了卡明斯的高度赞赏，他将自己的研究著作题献给了金大中总统。
谈及美国的对朝政策，卡明斯充满无奈，他认为美国七十年来对朝政策都是基于偏见与霸权主义思维，由此导致了今日不可收拾的局势。他也试图影响决策，积极参与政府会议，但在特朗普任内，他对此已不抱希望了，他说：“我被邀请去过很多次华盛顿，但没有一次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
早在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东三省时，朝鲜战争可以说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财经：你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发生在1950～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是今日朝鲜问题的根源，而美国人对这场战争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遗忘。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也是你在学界最主要的贡献。你希望提醒人们注意关于朝鲜战争的哪些方面?
卡明斯：首先，朝鲜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一场内战。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朝鲜战争都是一场内战，朝鲜当初跨越三八线的进攻，和国共内战中毛泽东的部队渡过长江并无不同。美国的官方观点——金日成的进犯是国际侵略，是不成立的。只有内战的概念才能解释为何在1950年6月金日成侵入“国际界线”之前，韩国就已经死了10万人，以及为什么冲突会延续到今天。
其次我希望尤其提醒美国人注意的是，在朝鲜战争中韩国和美国一方的部队绝非仁义之师。联合国军处决俘虏，杀害平民的事情均见诸记载。美国空军对半岛北方的毁灭性轰炸也普遍不为人知，五角大楼当时对信息进行过有意的审查，使得事件的恐怖真相无法公开。
第一财经：很多美国公众都是通过普利策奖得主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最寒冷的冬天》一书来了解朝鲜战争的，这本书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你怎么评价这本书?
卡明斯：大体上讲，这是一本愚蠢的书，充满了史实的错误和观念的偏见。这本关于朝鲜战争的700余页的书里，通篇竟然只提到了两个韩国人的名字——李承晚总统和白善烨将军，而后者最擅长的是向到访的记者自吹自擂。我和作者哈伯斯塔姆见过两次，一次是我请他来芝加哥大学演讲，一次是他在写作这本书前专门向我请教关于朝鲜战争的问题，我们聊了一整个下午，不过显然他没有采纳我的观点。
尽管战争涉及的朝鲜人与中国人远多于美国人，但《最寒冷的冬天》只专注于美国人的经验。这本书有很多缺陷和偏见，仅举几例：对深刻影响战后韩国历史的“在朝鲜美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一笔带过，只字不提战争中的屠杀和美军的燃烧弹，提到朝鲜时以“鲸群中的小虾”“不重要的国家”等称呼……这本书对“只要我们和朝鲜之间有任何问题，肯定都是朝鲜的责任”这种错误观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正是目前美国政府、美国公众和美国媒体共有的观念。
第一财经：一直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争议是“谁挑起了战争”，你的观点是什么?
卡明斯：战争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关于谁先开火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有不同的证据支持，难有明确的结论。对文献的具体考证可以参见我的著作中专门的章节。然而我要强调的是，朝鲜战争并不是1950年才“起源”的，早在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东三省、金日成随即于次年春天在中国东北展开抗日运动时，朝鲜战争可以说就已经开始了。
在朝鲜半岛，最根本和最激烈的冲突是反日一方和与日本合作一方的矛盾，日本20世纪上半叶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北朝鲜人基本是把1950年的战争看成消灭曾与日本合作的韩国军队高层的方法。无论我们今天把怎样的标签加在朝鲜身上，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反日的实体。反日是朝鲜最重要的法统，也是这个政权之所以能相对稳固地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未解决的日本势力遗存、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将半岛划分为两个国家的做法，以及南北双方同样狂热的民族主义，注定了日后必然发生的武装冲突。对“谁挑起战争”的真正探寻并不在于搞清哪一方先开火，更不该满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进行国际侵略”这一简单且误导性的答案。
第一财经：长期以来朝鲜的内部信息极不透明，你的研究以什么为基础开展?
卡明斯：根据已经获得的材料档案，我们可以对1945～1953年间的朝鲜有相当详细的了解。但是这之后，朝鲜确实变成了一个“黑箱”，其内部信息很难获得。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当下历史的发展作出对未来的有价值的判断和预测。这是基于一个前提，即朝鲜政权的行为是一致的、有逻辑的，而不是“疯狂的”、“错乱的”。我相信这个前提。
第一财经：你的家庭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许多联系，你曾经与情报部门合作过吗?在研究中是否利用过尚未解密的机密文件?
卡明斯：没有。我没有和情报部门合作过，利用的也都是到规定年限后按正常程序解密公开的材料，来自苏联、美国、中国等。CIA等机构确实掌握一些机密材料，而且他们与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并未与他们有直接的接触或受到直接的资助。
我的父亲曾在20世纪50年代为CIA工作过一年，我的姑姑为CIA工作了一辈子，我有些学生也去CIA工作了。但我权衡过后，决定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如果参与情报部门任务，将会受到一系列严格的审查与发表的限制，但我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要自由地表达，尽管这种表达已经为我惹来不少麻烦。我个人的意见是，在成为职业学者与为国家服务之间，走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但绝不要同时走这两条路。
第一财经：近来半岛局势越发紧张。六方会谈，或者说由中美俄日韩构成的集体安全机制，在后冷战时代的朝核问题上步履维艰，各方需负何种责任?
卡明斯：首先我不认为六方会谈是完全失败的，它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我也不认为今天的朝鲜是1938年的德国，我个人判断朝鲜不会发动战争。
总的来讲，中国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尤其是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之后，同时维持好与朝鲜和韩国的关系要远远难过之前仅维持中朝关系。而且，中国从未威胁过用武力解决问题，这点比美国政府好很多。至于美国，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过程，终于在1994年与朝鲜政府达成了《朝核问题框架协定》，我至今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协定，朝核问题的解决一度有很大希望，然而最终因为2000年总统换届功败垂成，非常遗憾。
第一财经：你认为2000年小布什接替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
卡明斯：小布什做出了灾难性的决定。除了《朝核问题框架协定》，克林顿任期的最后，美国与朝鲜即将达成另一项重要协议，即间接出钱使朝鲜放弃导弹计划，而且克林顿一度准备好访问平壤，如果成行他将是第一位访问朝鲜的在任美国总统。当时朝鲜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低潮和饥荒，态度已经缓和，韩国的金大中总统也在推行对朝“阳光政策”，那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历史机遇。但很遗憾，小布什没有跟进上一届政府的努力，反而在2002年将朝鲜归为“邪恶轴心”，并宣布1994年协定作废。今天的半岛局势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布什政府当年的灾难性错误决策。
第一财经：你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美国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解决朝核问题?
卡明斯：真诚回应朝鲜的两项核心利益诉求——最终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协议，以及对朝鲜国家的外交承认。美国如果愿意在此方向上有所努力，朝核问题将很有希望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