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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以身许国!”纪念共和国“两弹一星”获得者——王淦昌先生

时间:2020-07-23 07: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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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以身许国!”纪念共和国“两弹一星”获得者——王淦昌先生

名词解释:两弹一星“两弹”中的一弹最初是指原子弹,后来则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是指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20世纪创造的辉煌伟业,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年轻时的王淦昌

1907年,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小镇家庭,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按理说,他的童年本该无忧无虑的,可命运并不喜欢按常理出牌。

在王淦昌4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9年之后,他母亲也因病离开了这个人间,13岁的王淦昌一下子便成了孤儿,只能去跟外婆生活。

本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可为了生活,王淦昌逼不得已做了一名放羊娃,好在,他的外婆——这个封建社会下的小脚妇人,居然十分有远见地跟他说:

“中国不缺放羊娃,只缺有学问的人,你去读书吧!”

就这样,王淦昌在外婆的大力支持下,一路从小学读到大学,还十分争气地考上了清华,听说他还是清华的第一批学生呢。

▲读书时期的王淦昌

然而,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北洋政府更是软弱无能,当八国列强向中国提出不合理要求、践踏中国主权的时候,北洋政府更是低头不敢说话。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的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

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也是全身是血,他看着一个个同学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却是无能为力,王淦昌愤怒的喊道:

“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里,讲述着白天的广场血案,当他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们严厉的说道:

“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会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

“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说完这段话,这位培养了十几位“两弹一星”、50多位新中国院士的七尺男儿,一下子也泪流满面。

老师的一席话,让王淦昌尤如当头一棒,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光靠拳头是不能强国的,在彼时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那个夜晚,王淦昌咬牙切齿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要献身科学!”

▲年轻时的王淦昌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淦昌仍不满足,因为他知道最先进的科研成果都在大洋彼岸的国外,于是他便去考了江苏省的官办留学生,到了德国柏林去留学。

在柏林大学,王淦昌跟从了一位名师——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迈特纳,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一位中国学生。

在迈特纳教授手下学习时,王淦昌第一次错过了诺贝尔奖。

在一个物理研讨会上,有人用实验证明:用钋的α粒子射到铍7中,会产生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他们计算后认为,这是高能量的γ射线。

可24岁的王淦昌却觉得这个结论不正确,他还提出了实验的改进方案,并坚信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定能找到正确的结论。

当他去找迈特纳时,却被拒绝了。第二次去找,同样被拒绝,迈特纳让他赶快完成学校布置的实验,没办法,王淦昌只好放弃了。

两年后,一个英国人找到了中子,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所用的方法,正是王淦昌当年提出的那个设想。

迈特纳知道此事后,亲自向王淦昌道歉,王淦昌只是笑着说道:

“只怪自己不够坚持!”虽是说得云淡风轻,却也带着一丝的无奈。

1934年,王淦昌拿到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便是:

“我要回国!”

德国的科学家同僚们都劝他说: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你又何必回去呢?你的能力这么强,只有留在这里,才有你的发展空间,才有你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王淦昌却毅然的拒绝道: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身为中国人,我的祖国正在蒙冤受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

行文至此,笔者都不禁肃然起敬、热泪盈眶了。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王先生从踏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使命,从来没有想过不回国——纵使他国给的诱惑是那么的大,他也不为所动,先生这是一种多么崇高伟大的爱国之情啊!

回国意念已决,王淦昌一刻也不愿耽搁和停留,他简单拜别恩师和同学后,便马上远渡重洋、不远万里的回到了祖国——一个他日夜思念、魂牵梦萦的母亲怀抱!

在德国四年,临走时,王淦昌什么都不要,除了一些有用的笔记和学习资料外,另外还悄悄带走了一样东西——镭,全亚洲唯一的一块镭。

★不远万里,学成归来

归国后,王淦昌在浙江大学当了一名教授,而且是学校里最年轻的教授。对于此时的他来说,正是需要环境和机会大展身手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那时的中国有多乱,大家可想而知。

▲王淦昌 回国教书

既然无法搞科研,他便把家里的钱财全部捐了,捐给了军队买枪买炮打日本侵略者,而他和家人,则节衣缩食拮据的生活着。

堂堂浙大教授,为了生活,王淦昌每天牵着一只羊去学校,上完课后便去放羊,然后再回家,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为“牧羊教授”。

大家可别小看这只羊,因为这是他小女儿奶水的主要来源。

▲1952年王淦昌(右)在朝鲜战场上

后来,王淦昌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条件做实验研究,于是便开始整理自己的核物理知识论文,并寄往美国著名的杂志上发表。

而远在美国的物理学家阿伦,则根据王淦昌的论文指导进行了实验,并发表了《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的论文,这个实验被人们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方法。

中微子是什么?在当时的科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谁发现了中微子,谁就将获得诺贝尔奖!

这一切王淦昌都知道,甚至连具体操作方法,他都明明白白的写在论文里了,可是在当时的中国,他没有实验的条件啊!

在论文发表五十年后,另一个美国科学家,果然发现了中微子,并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所用的方法,正是“王淦昌—阿伦实验方法”。

彼时的王淦昌已经是88岁高龄,知道此事后他平静的说道:

“这本来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只是当年中国正被日本侵略,我的生活颠沛流离,不具备实验和研究的条件。”

这是王淦昌第二次错过诺贝尔奖了,而找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他不过才35岁。

1956年9月,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王淦昌到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职位是研究员和副所长。

▲右一 王淦昌 在苏联核子研究所工作

做科研的人都知道,要想做出一项先进的科研成果是非常艰难的,更何况是世界性的研究成果。有些人一辈子都默默无名,可王淦昌不一样,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他带领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发现了一种反物质——反西格马负超子存在的证据。

只要继续研究下去,必然能发现这一反物质,当时有人说,这将又是一项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巨大成就。

可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变修,苏联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他们的专家要全部撤离中国。

这份协定对中国有多重要,大家可想而知,那时国内很多高科技东西都靠苏联专家帮助完成的,这么一撤,国内众多的科研项目不得不宣布停工,就连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原子弹研究,也瞬间陷入了瘫痪状态。

当绝望的科研人员在整理苏联专家留下来的资料时,竟发现了一份绝密电文:“我们离开了,但你们还有王淦昌。”

这封十几个字的电文,是来自一位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专家发的。

★为国建言树丰碑

1960年,王淦昌奉命回国,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里,钱三强正在等着他,见到王淦昌后,刘杰开始传达周总理的口信:

“王教授……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

“现在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也休想制造出原子弹来,因此我们要为祖国争一口气……”

“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旦投身其中,恐怕就要从此告别基本粒子的研究工作,您的意见如何?”

刘部长问完后,便和钱三强一起紧张地看着王淦昌,听完刘杰一连串的问话,王淦昌只是沉默了一会,随即便仰起头、异常坚定的朗声道:

“我愿以身许国!”就是这六个字,说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在许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这个巨大诱惑面前——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里工作,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大门的,然而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为了给中国人争这一口气,王淦昌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不仅仅是一种奉献精神,也是一种气度,更是一种风骨,一种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高亮风骨!

从那一天起,世界物理学界大名鼎鼎的王淦昌教授便突然消失了,他改名为王京,离开了家乡和亲人,奔赴到祖国需要他的地方去工作了,并从此隐姓埋名了。

▲王淦昌的行李箱

早期的爆轰试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一年之内要在野外进行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他和其他科技专家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弥漫的风沙做着各种各样的爆轰物理试验,他们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

一年后,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又带着一批无名英雄来到海报3000多米、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进行着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

能联系到他的只有一个神秘的信箱代号,每当他的子女们问起:“爸爸在哪儿?”

妻子总是这样回答:“爸爸在信箱里,在那个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快了都要喘气的地方!”

“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恩师叶老师的话,他一直都没有忘记,王淦昌希望属于中国的核武器,能快一点再快一点的研制出来,他到广州开会时,陈毅还握着他的手急切的问道:

“老王,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响?”

王淦昌信心满满地答道:

“再过一年!”

陈毅高兴地说道:

“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聂帅(中)与王淦昌(左)朱光亚(右)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一朵美丽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这是一朵惊艳了整个世界的蘑菇云——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图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7年6月17日,又传来一声惊动世界的巨响——我们的第一颗氢弹也成功爆炸。

▲图为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从此,中国的腰杆才真正挺了起来,它们就是中国的巨大屏障和依仗,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外国人来犯了,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大力去发展经济了。

1978年7月,王淦昌告别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并担任所长。

有一年除夕夜,王淦昌和他的学生邓稼先在帐篷里饮酒,邓稼先说道:

“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话音刚落,两人便抱头痛哭起来……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时,王淦昌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不分昼夜的辛勤操劳,在王老的生命里,仿佛只剩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搞科研,普通人努力追求的各种名利,在他眼里,却是浪费时间。

于是,王老辞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辞去了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辞去了核物理学会理事长,但生命中有一件事他永远不会辞去:

搞科研!

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知道国家能源短缺,他去研究核聚变搞核能发电;知道国家科技力量薄弱,他便和多位科学家们联名上书搞“863计划”。

在他和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推动下,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宣告结束。

▲图为秦山核电站鸟瞰图

可以说,在中国发展核电的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王老他们的心血,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都是在王老等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开展起来的。

▲图为大亚湾核电站

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等等,这些我们普通人连名字都看不懂的成果,他出了一项又一项。

无容置疑,王淦昌就是一位学界泰斗、科学大师,有人说:

“王淦昌这一生的成就,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

★王老离世

1998年12月10日,为祖国操劳了一辈子的王淦昌同志,终于还是离开了我们,甚至他都没有来得及等到国家给他的卓越贡献送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份属于他的光辉荣誉。

王老他来时,祖国山河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王老他走时,神州大地繁荣兴旺、国泰民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太平盛世、海晏河清,都是无数个“王老们”给的,都是无数的先烈们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回来的,当然,还有那些长年累月守卫在祖国边疆、那些保家卫国的热血军人们。

▲致敬默默无闻的英雄们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

我很想认真地问一句,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能记住“王老”他们?

英雄枯冢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这是不是有点讽刺啊?

我敢说,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相反,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明星,但是不能没有英雄,王老他们一生为国奉献、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是国之幸,也是民之幸,我们不能让他们的丰功伟绩被后世遗忘,更不能让我们的英雄落幕或者被忘记。

隐姓埋名数十载,无名之辈;

一生岁月铸脊梁,国士无双!

先生之名,当千古流芳,先生之风骨,当受我辈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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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淦昌院士:放下诺贝尔奖的人》温伟力

《追忆王淦昌院士:曾两次踏到诺奖门槛》科学时报

《王淦昌》崔纪敏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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