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马辉，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著名文献——礼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
先秦的礼学家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附带传习一些被叫做“记”的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是用来解释、说明和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的.实质上是一些关于《仪礼》的论文，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这些“记”仍然依附《仪礼》而传习，没有单独成书，从先秦到西汉，这些“记”都是由礼学家世代传抄，其所选编的资料，往往因礼学家个人的眼光和兴趣而有所增删改动。
到了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编本都先后被淘汰了，只剩下相传为西汉札学家戴德选编的85篇本和戴圣选编的49篇本，或因这两个选本的篇数多少，或因这二人是叔侄关系，人们将前者称为《大戴札记》，或《大戴记》;将后者称为《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小戴平礼》，阮刻本《十三经》是《小戴礼记》，后来人们习惯上将49篇本称为《礼记》，而仍将85篇本称为《大戴礼记》或《大戴记》、《大戴札》。
《大戴礼记》现存40篇，《礼记》仍为49篇，各篇的作者，今己不能确考。自从东汉的学者马融、卢植、郑玄相继给《礼记》作注以后，《礼记》的影响就越来越大，逐渐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与《周札》、《仪礼》并称为“三礼”，到了唐代，它便从“记”升为“经”，成为士子科举的必读经典之一了。
关于《礼记》的作者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礼记》是先秦礼学家们所作。现代一些学者却认为《礼记》是战国末到汉初儒者的作品，作者非一人，著作时代从战国延续到汉初，因为《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有“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者也”这与孔、孟的复古主张正相反对，这样的观点只能出现于汉初，而不可能出现于孔、孟之时。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等书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礼记》是先秦礼学家讲习《仪礼》时附带传下来的“记”，在长期的传抄讲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加工和增益，其驳杂不纯在所难免，间或有秦汉人的增补，亦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关于今传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即《礼记》分别为戴德、戴圣所选编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这个说法最早见于郑玄的《六艺论》，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其说日:“戴德传《记》85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49篇，则此《礼记》是也。”以后晋代陈邵《周礼论序》又进一步说戴德删古《记》204篇为85篇，名为《大戴记》，狱圣又删《大戴记》为49篇，名为《小戴记》。《隋书·经籍志》也持这个说法。这样一来，由大、小戴《记》的编者问题又单生出了小戴删大戴的新问题。我们认为大、小戴《记》只是挂着西汉礼学大师戴德、戴圣的牌子的资料汇编，不是戴德、戴圣各自附《仪礼》而传习的《记》的选编本的原貌。对这个问题，洪业先生的《礼记引得序》和王文锦先生的《大戴礼记解话点校前言》有过详细的论述，其主要理由有二: 一是《汉书·储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所提到的戴德、戴圣所传习的礼学，指的是《仪礼》，《汉书》根本没有提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