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大清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春帆楼进行谈判。虽然李鸿章唇枪舌战、勉力为之，但谈判桌之外的战场，大清早已失败成定局。因此伊藤博文带着不无嘲讽的口气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1884年伊藤博文为了日本侵略朝鲜一事想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面对伊藤博文的这一句揶揄，李鸿章听闻重重叹了口气：“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又当如何？”伊藤笑容辄止，思索良久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好；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可谓对其大加褒扬。
这段对话成了后世开脱李鸿章战争失败之责的有力证据，也成了李鸿章为国尽忠之忠心以及能力水平之高超的重要依据。
虽然李鸿章一句“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又当如何？”成功将责任推给了大清帝国，有全面为自己开脱之嫌，但话说回来，中国古代的内政改革确实很不容易，不只是李鸿章所在的大清王朝，中国历朝历代的变法维新成功者屈指可数，大多都宣告破产，而主持改革的变法者也几乎落了个惨死的结局。如我们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虽然新法效果有目共睹，但商鞅本人却落了个车裂的悲惨结局，同时代的楚国吴起变法更为悲惨，不仅旧贵族反扑招致身死，而且苦心开创的新法也遭废止。即便是1000多年后的王安石，虽有皇帝的强力撑腰，但架不住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最终变法改革结局也是意料之中——王安石被罢官，新法废止。
为何中国古代内政改革如此之难？这应与中国古代早已确立的治国思想所提倡的“因循守旧”之做法很有关系，而“因循守旧”前提之一便是等级制度。
一、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虽然百家争鸣，但在强调等级制度方面却高度统一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最先成体系的应属周朝，而周朝奉行“以礼治国”。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迎来了百家争鸣之态，到了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治国思想大一统于儒家，并沿用后世千年，成为了历朝历代治国之主体思想。虽然后世陆续出现了程朱理学、心学等新思想，但总体上仍没有突破儒家思想的框架。
1，周礼中等级制度尤为明显
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就确立了“以礼治国”的治国思想，《礼记》、《周礼》、《仪礼》（号称“三礼”）涵盖了西周政治、行政、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因此“礼”也被称为“周人为政之精髓”。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对周礼格外推崇，“郁郁文乎，吾从周。”表达出了其对周礼全盘吸收之态度。
不过仔细研读这些内容丰富、涉猎极广的礼仪制度，便会发现里面存在一很明显的特征——等级制度非常突出。
周朝的礼制非常强调等级制度，为此还特别明确这一点：“礼”就是用以区别并显示亲疏贵贱、等级差别的，“贵贱有仪、上下有等”。为了贯彻落实这一主旨，周礼针对亲疏或贵贱的不同，对其言行都制定了相应配套等级的 “礼”之规定。如天子之死可美其名曰“崩”，气势格外恢宏；诸侯之死谓之“薨”，虽然不比天子之死那么强大的轰动效果，但也怒刷了一波存在感；大夫之死称为 “卒”，有缅怀之意。至于最末等级的平民百姓则唤作“死”，无需轰动之效果和任何情怀。
“死”尚且如此不平等，“生”还能人人平等乎？如人民赖以生存的饮食，《国语·楚语下》就这般记载：“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看来生在周朝，食物是不能随便吃的。
2，儒家、法家等思想也纷纷认同等级制度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日渐衰微，对各个诸侯国控制力日趋削弱，于是各个诸侯国乘机厉兵秣马，走上了对外兼并扩张和称雄称霸的道路上，如此也招致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周礼对思想界的控制力也日趋衰弱，为此思想界也迎来了难得的百家争鸣之璀璨场景，一时间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治国处世思想纷至沓来。
虽然这些后起之秀的治国思想在治国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立体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对于周礼严苛的等级观念几乎都是举双手赞同。拿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举例，虽然二者就治国以“政”还是以“德”，安民是以“刑”还是以“礼”的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和水火不容的分歧，但它们在等级制度方面却异乎寻常的一致。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自不必说，其对《周礼》的态度，以及竭力恢复周礼制度的主张便能说明一切，而儒家另一样代表人荀子也认为两个都尊贵的人不能和平共事，两个都低贱的人谁也指挥不了谁，认为这是“天数”，强调等级尊卑是国家运转的必要条件。
至于法家，对于等级尊卑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是统治者行“术”、得“势”的前提条件，并认为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权势的差别是政治管理所必需，势力均衡时，奴役与被奴役、制约与被制约就不可能存在。为此齐法家的管仲曾说：“一国之人不可以皆富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这显然与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看法不谋而合。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还针对最高等级的君王的等级特权进行了界定：“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并认为这是君王所必需拥有的等级特权，认为作为臣子应忠诚于君，反过来对君则要求很少。
二、治国思想之所以强调等级观念，本质上是想“因循守旧”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为何均强调等级制度？
1，使民“安于现状”、为其统治秩序万古长存打下基础
从周朝制定的礼法制度可以得知：除展现出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等级观念以外，其另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礼制规定极其繁琐。如对于居丧期间的丧服，周礼就规定了斩衰、齐衰、大功等五种丧服，而且每种丧服、适用对象以及居丧做法均作了细细规定，如斩衰用粗生麻布做成，衣旁和下边不缝边。子为父、未嫁女为父、妻妾为夫、臣为君、诸侯为天子均为斩衰，居三年丧(实为二十七个月)。
由此可得一疑问：如此繁琐之规定，岂不是很是耗费时间精力？是否能够正常施行？考虑到西周时的人们聚族而居，一个家族少则几百人、多则数千乃至更多。而古代人由于生存环境条件恶劣，寿命多短，如此严苛服丧，众人的主要工作便是守丧，这还不考虑其他方面错综复杂的礼仪规定。因此有人怀疑周朝虽然制定了如此繁缛的礼仪规定，但却并未执行。
既然周礼如此繁文缛节，且耗时耗力，付诸于实践不大现实，为何周朝统治者却要乐此不彼、面面俱到地制定如此包罗万象之礼仪规定呢？结合倡导的等级观念，我们可以做如此合理之猜测——周朝统治者便是通过如此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规定，让等级制度深入人心，进一步夯实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而礼仪规定之繁琐，更是达到了让臣民均“忙”起来，从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只会安于现状，进一步达到统治秩序万世传承、亘古不变之现实目的。
由此可见周礼之规定如此严苛，等级观念如此浓厚，是有让民安于现状、统治秩序因循守旧之内在考虑。
2，阴阳刑德的理论：“因循守旧”之一根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让民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之考虑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对于“从周”态度鲜明的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自不必说，而且其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思想可被称为安于现状之集中体现。而对于谋求“富国强兵”之现实目的的法家思想，也在“因循守旧”之路上越走越远，如齐法家的管仲就为治理国家“因循守旧”找到了理论根据——人类社会对刑赏的执行要与自然界阴阳四时相合。
《十六经·观》中就曾说道：“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先德后刑顺于天”，这便也是古之常见的“秋后问斩”之思想来源。既然自然界春夏秋冬季节更替周而复始、亘古不变，那么人世间的法律执行自然也要 “因循守旧”——循环往复，与之相配。由此可见，中国古人治国思想之所以有“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诸多考虑，根源上有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成分。
而诞生较晚，成书于秦国即将统一六国之际的法家思想《吕氏春秋》虽然较先秦法家思想温和许多，但在主张“因循守旧”方面却也如出一辙，并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刑德理论。另外《吕氏春秋》中对“因”之重要性进行了反复论述，认为“因”才能充分发挥臣民的才能，“因”才能事半功倍，并在《任数》篇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指出“因循守旧”是古代为君者惯用的治国手段，强调“因者，君术也。”
结语
综上可知，不论是发源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礼制，还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思想流派，中国古代思想家均将等级制度置于治国安邦之前提。为此中国古代治国之做法趋于“因循守旧”：一是通过制定等级差异明显、极其繁缛的礼仪条文让民遵从，使得众民众无精力思考而只能“安于现状”，从而达到统治秩序万古长存之目的；二是发展出了阴阳刑德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活动应与自然界阴阳四时相匹配，这为治国思想的进一步“因循守旧”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既然中国古代非常看重“因循守旧”在治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那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也不会被看好，故而中国古代的内政改革举步维艰便也不难理解了。也正是因为治国思想的“因循守旧”成中国古代的主旋律，故而李鸿章在面对伊藤博文的一句揶揄，估计也是发自内心地倒了一番苦水。而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和治国思想的伊藤博文必然也是感同身受，于是一番揶揄之后，便对李鸿章顿生怜悯之心，故转而对其褒扬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