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早熟的王朝，建立起来没多久，就统一天下，浑一宇内，没多久就开始“贞观之治”，“永徽之治”，进而“开元盛世”，达于极盛。但是之后经历了“安史之乱”，就迅速开始走下坡路了。
相比之下，汉朝是一个晚熟的王朝。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名义上是皇帝，是天下共主，但是天下大半疆域内，仍然有若干相对独立的力量。
汉朝前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在逐步削除诸侯，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先是异姓诸侯，再是同姓诸侯，再是武勋贵族，汉朝的权威和影响力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直到了汉武大帝，到了“昭宣中兴”，这才算是达到顶峰。
所以在这两个不同的趋势里面，发生的看似相似的叛乱，结果却非常不同。
唐朝为了镇压“安史之乱”，采取的是“驱虎吞狼”的办法，用“听话”的藩镇镇压反叛的藩镇。它也不得不如此，因为当时军事力量外重内轻，朝中无人，只好一边大封藩镇，一边招降纳叛。算盘打得很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是当叛乱已平，发现遍地鹬蚌的时候，就发现，神州大地，已经是遍地藩镇，整个王朝，已经是从中央严控的统一，变成了事实上的四分五裂。
唐朝高层完全沉湎于大唐盛世未能认清形势，导致决策一系列失误，造成破坏严重，加上朝庭内纸醉金迷醉生梦死，朝庭奸侫当道，嫉妒贤能，擅杀大将，没有担当，昏招叠出，经常干预军队的行动，怎么能抵挡叛军，最终请外援，造成进一步破坏，尤其是答应别人可以抢劫京都可以劫财劫色，而唐不能过问，使中央威信扫地，蕃镇称机坐大，而此时皇帝开始宠信宦官，又一股腐朽势力。此时蕃镇，外族势力，宦官势力使唐无力回天，唐乱成了一锅粥，中央已经不能压制，就只好改朝换代了。
而汉朝则不然。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时，彼时的趋势正是趋向于统一，汉家的权威地位正在逐步巩固。如果说汉初分封异姓王还是延续了战国、西楚时代的传统，那么经过高祖、吕后、文帝之后，异姓王被削除殆尽，同姓王则羽翼渐丰，开始蠢蠢欲动。西汉平定七国之乱主要靠的是中央军队和与中央关系紧密的诸侯，所以平乱之后，中央的权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大大加强。地方诸侯的势力在此乱之后遭到极大的削弱，因而到了后来汉武帝时期，“推恩令”才能得以顺利实施。很多人把“推恩令”只看作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事实上，要不是父辈祖辈给他把诸侯揍服帖了，这样一看就是削除诸侯实力的政策，肯定会受到强大诸侯的抵制。政策，是要有实力才能推行下去的。
汉朝此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心思定，开始叛军气焰嚣张，而此时汉朝统治者头脑清醒，任用贤人，周亚夫为太尉率军抵抗叛军，窦婴为大将军坐镇洛阳，任用栾布等将军，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诸侯王，而叛军内部一些人在观望，有的欲反叛的诸侯王直接被派到地方的中央官扼杀，制止了叛乱。此时统治者思路清晰，不干预在外的将领，放权给他们，信任他们，汉朝只是利用部分诸侯国势力和中央军就平叛了。
对比以上就可以看到，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唐朝开启了纷乱破碎的藩镇模式，由统一强盛开始万劫不复；而汉朝（西汉），以“七国之乱”为转折点，则基本上扫清了地方诸侯坐大的风险，为后来的统一和强盛，扫清了障碍。
所以，同是平定了叛乱，一个从平乱中衰败，一个从平乱中崛起。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这样有了不同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