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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大师——钱穆

时间:2022-03-16 06: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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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大师——钱穆

如果要谈近代中国的国史大家,绕不开的一定有“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钱穆先生,钱穆先生担得起中国学术界将之尊称为“一代宗师”,也担得起史学界“泰山北斗”这四个大字。放眼望去,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而钱穆先生正是其中之一。

钱穆先生出生于内忧外患的清代末年,康乾盛世的落日余晖已经落下,共产主义的曙光还遥遥无期,和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清王朝入关三百年气数已尽,内有农民的揭竿起义和文人的变法改革,外有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瓜分企图。但是中国自古有“国家不幸诗家兴”的说法,越是国家贫穷统治者渐渐失去其影响力时越是大师辈出、人才璀璨时。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在那样一个国不将国、人不将人的时代里诞生了一批影响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甚至命运的大师与伟人,人们形容天才总愿意用“不世出”、“国士无双”这样的词语,但回望历史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大师总是一拨一拨的来又一拨一拨去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黑暗的日子里,这些大师散布在政治、学术、文化等多个领域,像群星一般照亮着黑暗的路途,直到共产主义的来临和最终胜利。

而钱穆先生正是这些璀璨的繁星中耀眼的一颗,对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钱穆先生的工作是开天辟地的。钱穆先生以不同于唯物史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以中国人的方法来研究,因此钱穆先生的研究得以不落入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俗套中。

钱穆先生著作等身,非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鲜有读完者,而《中国历史精神》是一九五一年春钱穆先生在台北应“国防部”高级军官组的演讲录音整理而得的,相比于《国史大纲》这样专业性的学术著作,《中国历史精神》更便于让普通读者接受。《中国历史精神》虽然短小,但钱穆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都包含在内。

《中国历史精神》分七讲:“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国历史上的国防”、“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书稿付梓印刷时作者又增加“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从东西历史看盛衰兴亡”两节附录作为对正文的补充。

历史是什么

关于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包含什么?这三个问题,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历史对于人文科学的作用就相当于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的作用”;“历史是全部的人生”;“历史包含历史本身、历史材料、历史知识”三部分。

除过少数的历史爱好者,大多数学者研究历史都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的,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研究历史必要研究政治,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个朝代兴衰更替,钱穆先生对中国政治下的结论,并不在孟德斯鸠所列的条条框框之中,而是提出新的学说来给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下定义。这也是大师不同于普通学者的地方,大多数人做学问一辈子都没能走出前人所划定的条条框框之中,一辈子循规蹈矩只是不断地补充前人的学术成果。显然,钱穆先生不是这样的一个学者。

通过历史看教育

钱穆先生通过自己在“中华民国”四十多年的教育经历和对东西方教育史的研究,得出中国甚至整个世界教育失败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把教育看得太狭义。

钱先生的结论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不过时,钱穆先生指出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我们把教育看得太狭义,教育不仅是一个人一生中在学校的那十几二十年,而是全部的人生。

教育的完整组成部分应该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这四部分,这四部分缺一不可,少掉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产生一个合格的人才。而在今天我们所犯的错依然是太看重学校教育,并且把教育的失败都归结于学校。

中国人的信仰

西方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甚至在西方人的蛊惑下有很多中国人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了。但要问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先要搞懂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信仰?在西方人看来信仰就是耶稣,但在钱穆先生看来信仰不能单一的归结于宗教信仰,道德精神也属于信仰。

如此看来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只是中国人不愿意相信神罢了,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信仰的一种信仰。

中国有自己的历史精神,中国的历史精神在哪里?钱穆先生给出的是中国的历史精神不在于“物,而在我们几千年来不断传承的文化之中,希腊神庙毁坏后希腊文化就灭亡了,巴比伦花园烧毁后巴比伦文化就灭亡了,金字塔损坏后埃及文化就灭亡了,但中华文化从未中断,问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文化留在“物”中,而是留在了典籍卷帙中,我们口口相传、代代相传才使得中国历史精神伴随着文化不断的历久弥新。

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什么

钱穆先生学术成果的背景是中国面对列强瓜分、民不聊生之时,当时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文化的落后,因此要追赶列强必须做到“全面西化”,当时倡导西化的部分学者甚至提出要放弃汉字。那时的钱先生接触到梁任公梁启超的学说,梁先生一方面肯定了中国文化是有落后之处,但并没有那些学者那么激进,梁先生的学说给钱穆先生给了极大的信心,遂决定研究中国历史。

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历史背景和百年前被列强侵略时有相同之处,百年之前是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强取豪夺,今天是国外势力的颜色革命。手段不同,但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风险。如何抵御境外的颜色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文化软实力,于是“文化自信”被提出。

如何“文化自信”,我想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挖掘中国旧纸堆中的历史典籍,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而钱穆先生恰恰是这一领域的开山鼻祖。

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令我们感到无奈不是部分官员的不作为,而是胡作为。他们将“提高文化软实力”狭义地理解为“抵制甚至诋毁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真正的自信不是把别人的文化挡住,而是把我们的文化输出。

在开首我就引用一句古话“国家不幸诗家兴”,如今国强民富、国泰民安,但现在学者的成果却没有一个人能抵得上百年之前钱穆先生的研究。或许温饱思淫欲,空调房软沙发上不适合做学问吧,否则那些进行着天价课题研究的学者怎么会抵不上钱先生在冷板凳上做出 的学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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