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可达
金融界网站讯 12月17日，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发布《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京东平台大数据，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口迁移现状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度透析，研判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宏观意义及发展趋势。
报告主要观点：
年，北上广深的人口迁移均呈现净流出态势，呈现一定的“逆城市化”特征，但这一现象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承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二线城市及其形成的都市圈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都、 重庆、青岛、济南、厦门、福州、西安、郑州等二线城市与周边城市的人口交互非常密切，表现出很强的都市圈效应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低线城市的人口迁移在全国人口迁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主要体现在四线及以下城市与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均保持了非常高的人口迁移率，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驱动了低线城市与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高强度互动。
都市圈集聚效应是理解低线城市和高线城市人口迁移的重要维度。基于低线城市人口迁移较高的频率以及对应的劳动力群体在城市流动过程中收入的快速增长，“下沉消费市场”已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中国城镇化变迁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小城镇”到“都市圈”这一战略方向上的改变，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相符，是中国城镇化战略市场化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为中国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基于京东大数据平台的深度观察：
一线城市：
1、一线城市的人口逆流：
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然放缓，甚至净流出。
逆城镇化现象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
2、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形成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尤为明显。
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特征。
3、四大一线城市都市圈特征：
北京对全国的辐射能力最强
一线城市中，上海、广州、深圳的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均是北京。
北京城市集群效应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北京人才迁出地并不集中在 北京周围，而是辐射全国。
北京重点大学云集、“总部经济”发展突出，对人才与一线城市双向流动提供支撑。
上海对高学历和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最强
一线城市的迁入人口中，上海高学历人口的比例最高，硕士占比为 13％，本科占比58％，分别高于一线城市中北京、广州、深圳的水平。
上海对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极强，无论是社会零售总额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均高于北广深。
深圳的人才吸附能力最强
深圳是一线城市中，本科以上学历迁出人口最少的城市，体现了较好的人才粘性。
从深圳迁出城市来看，人口流出最多的区域是东莞，结合流出人口的职业结构来看，IT 行业和 制造业是相比于一线城市最多的两个行业。
广州、深圳资源优势互补，人才差异化发展
深圳迁入人口中，来自广州的“中坚力量”人口最少。而且，在学历方面，高学历（硕士以上）人口来自广州的也最少。
广州的“中坚力量 ”劳动力净输入主要来自佛山，而深圳主要来自惠州和东莞，而非两个城市之间的互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与两个城市的功能定位有所差异，优势互补相关。
二线城市：
A. 一线都市圈周边的二线城市
1、长三角、珠三角的都市圈效应明显
杭州、南京与长三角都市圈的人口交互非常密切，都市圈特征显著。除北京外，杭州和南京的 人口迁移前十大城市几乎全部来自长三角都市圈一带。
杭州呈现明显的人口净流入态势。这可能与收入水平高、产业升级较快等因素有关。
东莞、佛山的人口迁移主要来自珠三角及周边，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城市集群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有望进一步推动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
2、京津冀都市圈的集群特征较弱
天津、石家庄与北京以外的周边城市人口交互较少，都市圈效应较弱。
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都市圈体现出“一家独大”的特征，即核心城市北京的地位突出、与周边城市的差距较大。
B. 双中心二线都市圈
1、成都、重庆的都市圈特征显著
成都、重庆与周边城市的人口流动频繁，具有明显的都市圈特征。
重庆和成都均出现明显的人口净流入，且主要来自周边四线及以下城市。
2、武汉、长沙的都市圈效应不明显
武汉和长沙与都市圈内外的联系较为均衡，都市圈效应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周边城市发展水平较为有限，且地理位置与三大都市圈相距不远，因此与一线城市的联系相对更多。
武汉和长沙之间的交互不多。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两个重要城市，武汉和长沙应当增加交流互动、实现协同发展。
中心城市之一的长沙出现全面的人口净流入。低房价收入比（低房价增速）以及产业升级加速或是人口流入的重要原因。
3、大连、沈阳的都市圈集聚效应不明显
大连、沈阳与北京的人口交互最为密切，与周边城市的交互有限，都市圈特征较弱。
大连和沈阳均出现全方位、大规模的人口净流出，主要原因可能是当地经济和收入增长乏力。
4、青岛、厦门都市圈集群特征明显
青岛和济南（青岛都市圈）以及厦门和福州（厦门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的人口流动频繁，都市圈集群特征明显。
C. 区域中心二线都市圈
1、西安
西安既具备较强的周边辐射能力，又与一线城市有一定联系，城市集群效应较强。
西安的经济增速较高、产业升级效果显著，未来前景可期。
2、郑州
郑州与周边城市的人口联系非常紧密，城市集群效应较强。
郑州的经济增长较快、战略意义重大。
3、哈尔滨
哈尔滨与周边城市的人口交互有限，都市圈效应较弱，
哈尔滨的人口也呈现全面净流出。
低线城市:
总体特点：
1、一线与四线五线之间的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主要驱动因素。
2、强二线与四线五线之间的人口迁移也非常活跃。
3、低线级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也较为频繁。
低线城市与一线城市：
年，低线级城市同四大一线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即同一线城市人口相互流动最密切的低线级城市，绝大多数位于一线城市所在的都市圈内，地理位置上同一线城市较为接近。
低线级城市人口外迁时，首选附近的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而一线城市人口迁出时，由于地理、文化等因素，也会首先考虑附近的低线级城市，城市群效应明显。
低线城市与二线城市：
东部杭州、南京的区域龙头优势更明显。
中西部强二线城市的区域龙头地位更加稳固，同本省和附近的低线级城市有密集的双向流动。
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双中心格局稳固，与周边城市的人口流动频繁，具有明显的都市圈特征。
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西安来看，西安的人口迁入迁出以周边城市为主，体现出较强的周边辐射能力。
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
都市圈是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低线级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二线城市人口迁移往来最为密切，低线级城市所在的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人口流出流入的方向。以都市圈内部人口流动为主体的人口迁移，以及人口在高线低线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成为中国人口迁移最重要的特征。
城市之间发展的差异也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决定因素。房价在近几年越来越成为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考量。
人口迁移与消费：
近年来低线城市的消费增速亦非常强劲，“下沉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经济结构转型和都市圈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城市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显示出下沉市场具备有较大的消费潜力。
低线城市的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也在不断提升。
未来发展重点：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中，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是重点。
深入推进城市群发展，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协作、市场统一开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产业规划方面，以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和人口吸引力为导向，统筹优化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摆脱城市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