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书法的几千年王者？答案只有一个，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没有一个人有王羲之的影响力大，从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直到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历代不知有多少书学名家都皈依王羲之。
但是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水平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兼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陈传席认为，《兰亭序》不足以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祭侄文稿》才是天下第一。
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根本不把王羲之放在眼里，“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清朝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更看不上王羲之，写下这样的评价“一传特因天笔重，千秋误尽学书人”。
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派别，称为“明清调”，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 王羲之）”的看法。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离不开唐太宗李世民的贡献，李世民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惟王逸少乎！”在李世民眼里，王羲之就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尽善尽美。
实际上王羲之当年的名气还不如儿子王献之，东晋末至南朝宋齐近百年间，王献之名声远高于父亲王羲之。在唐宋之前的书法史中，有“四贤共类，洪芳不灭”的说法，指的是东汉张芝，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这四位书法家。南朝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 可见王献之在当时人们对他的推崇。
王羲之在《自论书》一文中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杭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从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对张芝、钟繇地位的认可。
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海内已经不知道钟繇，甚至不知道王羲之了，而只知道王献之。从这论述来说，王献之影响力已经超过了钟繇和王羲之。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梁武帝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梁武帝的帝王身份，很明显为王羲之造势。
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亲自把王羲之送上神坛，从此以后王羲之雄霸千年书法史。
有人自然提出一个问题，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王羲之还会不会成为“书圣”？
没有李世民的提携，王羲之也是“书圣”。初唐书法家欧阳询在其《用笔论》中就说“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自觉期，先是张芝钟繇开宗立派，后有二王横空出世。
庾肩吾《书品》中这样评论，“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 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所以说王羲之在书法上集张芝、钟繇之大成，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其在书法史上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历代书法家的标本。
王羲之是书圣，不代表永远都是权威，不同年代人们对书法爱好也是不同的，唐太宗过于贬低王献之，张怀瓘偏偏与唐太宗作对，《书议》云：“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王羲之与王献之之间比高低没有多大意义，后人很多时候是二王并尊，宋太宗时《淳化阁帖》的刊刻就是最好的展示。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中间论书者， 以右军草书入能品， 而大令草入神品也。”米芾说：“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
王羲之是帖学的代表人物，改变汉魏时期质朴书风，开创了遒美健秀之体。清朝“尊碑抑帖”的代表人物何绍基就质疑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文皇喜姿媚，《禊帖》始重于世，右军遂成书圣”。何绍基在《跋崇雨藏智永千文旧拓本》中称：“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王羲之存留下来的真迹寥寥无几，所以才会导致现在所看到的王羲之书法本意失真。
清朝包世臣康有为等等极力标举碑学，将魏碑、北碑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打破了千年来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近现代书坛碑派书法创作的主流形态，同时也是对二王书法权威的一次挑战。
中国书法的魅力在于吐故纳新，千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止自我更新，如果只是拜倒在权威之下，陈陈相因毫无生气，就意味着倒退和死亡。王羲之之前没有王体，颜真卿之前没有颜体，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