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此为自豪。但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中国在经济、科技、制度等方面全面落后西方，进而引起“中国文化是否也落后西方”的讨论，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做一些探讨。”—— 北川
上篇我们说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让当时很多的中国精英阶层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那么，为了变革图强，他们又做了怎样的努力？
- 上篇链接 -
思想茶席：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彷徨与转型思考（上）
01
中国精英们的转型努力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自1840年以后的八十多年，中国人为了图强救亡，至少进行了三次不同类型的努力，分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至大清灭亡前的立宪运动；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三次运动，分别对应的是“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所学的内容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所要抛弃的中国传统也一次比一次沉重，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三项运动至今尚未完成，还在各自的进行中。
- 学习器物 -
咸丰皇帝驾崩后，清朝进入了所谓“同光中兴”的时代。这个时代之所以能被称为“中兴”，就是因为大清在器物方面开始全面学习西方。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到购买军火、建设海军、建立现代银行体系、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派遣留学生、鼓励民间发展工业和其他各种实业，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大清在政府部门、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开始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在“器物”这个层面，几乎西方有的，大清都有，整个国家从表面看，确实是气象一新，朝气蓬勃。所以在甲午战争前，当时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认为大清必胜，因为从外表看，大清真的已经很“西方”了。
不过，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成了笑话，大清犹如一个退潮后的光腚者，在沙滩上尴尬异常。朝野上下，有哀叹无奈者，如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也有悲愤异常者，如以康、梁、谭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分子。李鸿章哀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9】而康有为则连续给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以图强。他在上书中提出“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10】。
无论是李鸿章婉转的哀叹，还是康有为直接提出设立议会，其实都已经或明或暗地指出，甲午之败，器物并非关键，而大清落后的制度，才是主因，他们的认识已经从单纯“学习器物”的层面，上升到需要“学习西方制度”的层面了。
- 学习制度 -
一般认为，由甲午惨败而引发的“戊戌变法”是失败的，但其实大清在甲午之后直至灭亡的十几年间，一直在朝制度变革的方向前进，戊戌变法只是其中的前奏而已。这个前奏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扼杀这个前奏的慈禧太后，却在此后不久继续推进着戊戌年间光绪君臣要做的事情，甚至走得更远。
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就全面改革作整体规划。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出使欧美各国，考察政治制度。五大臣在欧美考察一年多，回国后上奏朝廷，明确建议要实行君主立宪制。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仿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规定第二年即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选举，计划以九年时间筹备宪法。
整份宪法大纲虽然有浓厚君权色彩，但基本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规定臣民有言L、著作、出版、集会、J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等的权利。同时清廷亦放宽了对报刊及Z党的限制。
19，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十几年来的制度变革，似乎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令国人失望的是，国家依然贫弱，政治依然黑暗，百姓依然困苦，理想中因为制度变革而带来国富民强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人们不禁愈发迷茫：学器物不行，学制度还是不行，到底原因在哪里？
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把原因归结于文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后的反省，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阶段。
- 学习文化 -
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是导致这个国家沦落至此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没有法治意识，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所以哪怕在器物和制度方面照搬了西方列强，但由于文化熏染，导致思想不能跟上，再好的器物和制度，依然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以中国文化为根基而学习西方的器物和制度，犹如一个演技拙劣的演员，其扮演的角色，只得其形，未得其神。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思想。
如蔡元培说：“吾国以病夫闻于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11】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12】
新文化的倡导者们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必须对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乃至从根本上灭绝。他们认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13】
时至今日，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余年，但关于晚清以来中国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是否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上，争论依然不休，相信也会是一个长期争议下去的话题。晚清以来“学器物、学制度”的争议已经过去，但“学文化”的争议，相信会持续非常漫长的时间。
02
中国文化未来之路的思考
要思考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首先需要明白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何处，双方的侧重点又是什么。若不明白各自所重而简单比较，就如拿一个人的身高和另一个人的体重去比较一样可笑。
这两年在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人对世界进步的贡献很低，近五百多年來，中国人在发明创造方面，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是零。”
如北大的张维迎教授，在7月1日发表的《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中说道：“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
“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14】
一般人总认为，没有重大发明，就是落后甚至愚昧的表现，所以这篇演讲成了很多人抨击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之一。虽然张教授在演讲中并没有把这类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在此要为张教授的智慧点赞），但这样的比较，确实是没有搞清楚中国文化所侧重的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特点，简言之，是以“不变”和“形而上”为道为根本，以“变化”和“形而下”为器为支末。如《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5】。而中国古人所重，向来是“不变的道”，而不是“变化的器”，甚至，发展到后来，有极为轻视“变化的器”这种偏激的现象。
搞明白这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器物发明，其实一向不如西方多和深广，哪怕是在先秦时代。现在有很多学者考证，很多器物其实是从西部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在技术发明方面，一直就是比较少的。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甚至也不是中国的制度约束发明，而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人其实不重视这些。说得再直白些，中国古人认为“道”才是高大上的，而“器”则是很low的东西。
那为什么中国古人会有这样看上去很奇葩的思想？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重视的是生命内在境界的升华，而不是外在感官的享乐。一部智能手机固然能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率，但不能让你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智慧、内心宁静无忧的人。相比于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率的提升，中国古代的文化，更看重后者。所以，是否能发明出智能手机，对中国古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了达大道的古圣先贤思想，成为像他们一样“有爱心、有智慧、无烦恼”的人。（至于是否有这样的“圣人”，则属于另一个话题，在此不做展开探讨）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的实际操作会非常困难，但不妨碍它已经深入人心，乃至很多人，尤其是读书人、精英人士，虽然在实操上很难做到，但他们内心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伪君子是拿它来装点门面，为自己谋取各种利益的。总之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中国文化的侧重点，和西方文化完全不一样，不变的大道和圣贤的境界，才是中国古人内心所向往的。
反观西方文化，确实在器物方面相当强大，但在内心建设方面，和中国文化相比，也是有着相当的劣势。大家都知道现代心理学是西方的产物，它没有在中国产生，并非中国古人没有心理疾病，而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学，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成为一个内心健康、睿智、慈爱的人，所以中国古代不需要专门的心理学，以儒道佛为主的传统文化，就足以解决各种心理问题。而西方社会，除了基督教文化对于人们的心理建设有一定的帮助之外，其他学科的重点，只在于“物”，而不在于“心”。高智商的科学家有严重心理疾病，甚至因此而导致人生悲剧者，比比皆是。
比如一些英国科学家近年表示，他们认为牛顿这位著名的科学界泰斗可能患有一种名为阿斯佩吉综合症的孤独症，爱因斯坦早年也有过孤独症的表现，而著名的美国数学家纳什，也曾经得过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在此我并无意诋毁这些伟大的西方学者，我只是想说，心理学之所以在西方会成为一项单独的学科而在中国则没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心理学，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心”而不是“物”。
所以，不能拿西方的器物发达，来否定中国的文化，因为所比较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明白了中国文化的重点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在当今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该如何去面对？因为人们已经普遍适应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从器物到思想，莫不是以西方为主，此时此刻，再提“以心为主、了达大道”，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
就笔者的观点来说，其实也很简单，即在器物和制度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学习、借鉴乃至套用西方的东西，这些都是属于“变化的支末”层面，西方人在这方面确实有他们的长处。而在根本的思想上，则还是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辅以西方思想中一些有益的部分，如此则可成标本兼治的圆满效果。
当然，中国文化中所说的“不变的大道”到底是指什么，而西方文化的心理建设又何以不如西方，这些话题并非本文要探讨的内容，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叙。
参考资料
【9】《近代中国外交史事新研》李恩涵
【10】《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
【11】 《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旅欧杂志》 蔡元培
【12】《胡适文存三集》 胡适
【13】《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吴虞
【14】《自由是一种责任》 张维迎
【15】《周易 系辞》
- 北川思想茶席 -
独 / 立 / 的 / 思 / 想 / 开 / 放 / 的 / 灵 / 魂
没有繁文缛节，只聊用得上的国学
主撰稿人：北川先生
华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文化部特聘传统文化讲师
青岛恒星国学院特聘教授
欧洲东方商学院学术总监
广州菊坡国学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