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向大家介绍的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也是进化论的奠基人，他就是达尔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鲁兹伯里的一个医生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名医，祖父还是动物学家。达尔文从小酷爱花、草、虫、鱼，他还喜欢打猎、钓鱼，采集的动植物标本摆满了他的小卧室。有一次他见到了几种甲虫，抓住了这个，跑掉了那个，一时性急，竟把一只甲虫塞进了嘴中，以便腾出手来去抓另一种。当时他的父兄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有这种强烈情趣，更想不到一个伟大的生物学家正在这里成长。达尔文十岁到十七岁在本乡一所学校上学，成绩中等。这所学校重点教授古典文学，达尔文却暗中搞化学试验，寻找飞蛾和地衣。校长骂他是“二流子”，父亲也认为这孩子没有出息。
1825年10月，达尔文被他父亲送入濒海的爱丁堡大学上学，指望他成为医生，继承家业，不料却意外地给了达尔文采集海洋生物标本的好条件。他和渔民交上了朋友，一道撒网捕鱼，往往满载而归。达尔文又参加了由大学生组织的普利尼学会，还宣读自己的《关于苔藓，虫类的生命与发展》论文，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他早把学医的事丢到九霄云外，不久便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
1828年，他父亲改变主意，把他送进了著名的剑桥大学神学院，决心把他培养成受人尊敬的牧师。这一回，达尔文的态度稍有改变：他一面勉强学习各种功课，应付考试，取得学士学位，另方面加倍努力去研究他的花鸟、虫、鱼。他特别对著名博物学家亨斯罗教授的课感兴趣，师生不久便交上了朋友。老教授独具慧眼，只有他发现了这个年青人的非凡智慧和献身科学的顽强意志，他尽心地给予辅导。1831年，亨斯罗便亲自出马要求地质教授允许达尔文参加他们的地质考察。同年，亨斯罗以自己的威望和影响，把达尔文作为年轻的生物学家推荐给英国政府，参加出海远征的航行。这对达尔文的成长有重大的意义。
1831年12月27日，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从英国出航，考察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许多海岸和岛屿，航程二万五千海里，历时五年之久。他不顾艰难险阻和生命危险，深入荒岛，爬上悬岩，走进森林去寻找各种动植物标本，挖掘了不计其数的古生物化石。他发现整个南美洲，从北向南，同类生物的形貌渐次不同，各个小岛上的同种动物也不完全一样。
他初步得出结论：物种是可以改变的。这一观点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不变论”是针锋相对的。按照“神创论”的解释，世上各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出来的，物种是不变的。势大而反动的封建教会支持这个理论，敢于向它挑战的人很少，达尔文是其中最大胆最有为的一个。
在达尔文随舰考察的五年中，他把搜集的标本和资料源源不断地寄给亨斯罗。老学者宁愿搁下自己的研究，担负整理和保管达尔文搜集的标本和资料之责。並且选取达尔文的一些考察报告日记、信件印发给许多科学家。上船时还是无名小卒的达尔文，在未回来时便已成了知名的学者。
1836年，达尔文从海外满载而归，顾不上结婚，就立刻着手整理资料。1844年，他的进化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写成了提纲，又经过十一年的艰苦探索，开始正式著述《物种起源》。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以二十二年心血凝成的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引起了轰动。第一版一千二百五十册，当天就销售一空。
达尔文的研究结果告诉人们：所有的生物都是在漫长的年代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水生到陆生演变而来，决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达尔文认为在生物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如果只是把自己的特征一模一样地简单地遗传下去，那么 生物的种类永远是一个样，世界上永远都只有单细胞生物。事实却不是这样，原因在于生物在发展中，不仅有遗传，而且有变异。
就是说，同一父母的后代，不可能绝对相同。同时播下的水稻种，尽管品种一样，但在成熟时，总能找出特殊的几株，或穗多粒大，或抗病力强，人们对它们加以培育，就会产生比原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变异，使生物在几十亿年间演变出数不清的物种。达尔文还认为生物为了使本身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如取得食物和生存空间，如满足生殖需要）。在长期斗争中，生物把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变异保存下来，遗传给后代，而把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在遗传中消失，最终出现新物种。达尔文把这种情况叫做自然选择，称之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
达尔文的进化论继哥白尼的日心说之后，给封建教会和其神学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些大主教、主教立即对达尔文进行围攻；另方面，进步学者却给了达尔文无限的支持。生物学家赫胥黎写信给达尔文，宣布：“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须的--也要支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一连好几个月几乎不谈论其它东西，只谈达尔文和他发现的革命力量。恩格斯说《物种起源》“写得简直好极了”。正是在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得以确立，人类文化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达尔文为人正直、善良，为当时科学界所敬仰。他的成功也离不开师友的帮助，如果没有亨斯罗教授的重大支持，达尔文就不可能有五年的远航考察之行。如果没有这段经历，《物种起源》便无从写起。他自己说：“贝格尔舰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达尔文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对亨斯罗教授致以真诚的感谢，总把自己的成就和亨斯罗联系在一起。达尔文不爱名利，不慕虚荣。1872年后，他誉满天下，成为世界七十多个科学协会、大学的名誉会员，名誉教授，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博士称号，但是达尔文把那些奖章、证书塞进抽屉了事。
他仍居乡间，勤奋如故，临终前还在纪录实验数据。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居住了四十年的乡间房舍中离世，终年七十三岁。人们为表达对他的尊敬，把遗体安葬在只有伟人才能入葬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基地之中，並且让他与另一科学巨匠牛顿並排安息在九泉之下。
达尔文一生是无比辉煌的，与他获得证书相比，或许并排葬在牛顿的旁边才是他最大的荣耀。各位看官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