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了实施唐初的贞观之治，研究汉初的文景之治
秦隋统一时期，两个帝国的暂时繁荣和第二帝国的短暂死亡是十分相似的。于是，唐太宗在以隋亡为鉴的同时，自然要探究了秦王朝二世死亡的教训。他经常将秦朝与隋朝进行比较，并探究其短暂死亡的过程和原因，以总结经验教训。唐太宗说，秦始皇初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克不能善守，实为可戒。“秦始皇，也是英雄的主人，平静下了六个王国，以后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国。...联为此不得不惧。
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所傅，教以刑法。而它的篡夺、骂、谩骂、杀害亲戚、凶猛、转踵也夭折了。(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向使隋主早悟，亦当不至于灭。前事不远，朕与公辈当思自勉。在唐太宗看来，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始自始皇，成于二世;这与隋王朝的短命而亡，始自文帝，成于炀帝，亦有着类似的情况。
正如唐太宗的大臣魏征说:“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而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的一段话，提醒了隋王朝沦亡的始自文帝、成于隋炀帝的进程。他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早，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万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特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去了他的国家，亦此之由。
唐太宗以历史为鉴。主要是对秦、隋尤其是从隋朝的二世而亡中吸取教训，从反面警示自己，从而避免施政方针和政策上的失误。正如他自己所言:“朕昨览《帝系略》，有八十余君，亡国丧身者多，兴邦利物者少。”而从历史上吸取正面的成功经验，则见于他对汉初高祖、文帝及其施政方针的称赞。他于贞观十一年对高士廉说:“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
贞观二年八月，公卿们以“宫中卑湿”为由，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回答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终于没有允许为他营建楼阁。贞观十一年，魏征等大臣鉴于唐太宗“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以及“游猎太频”，主张鼓励臣下上书言事，太宗暗示首肯，因而侍御史马周上疏，以“汉之文景恭俭养民”进行劝谏。
上疏说：“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向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唐太宗及其大臣们之所以对汉初的“文景之治”感兴趣，是为了成就唐初的 “贞观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