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 (佘治骏 摄影)
10月17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杰出驻院学者”勒克莱齐奥在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南京大学法国学术周开幕式上就“科学与人文”这一主题发表讲话。以下是讲话原文：
我同中国的关系有着两层渊源。第一层渊源是在中法建交之初，1966年，我当时有机会来中国教法语。想到能来中国，我兴奋不已。我记得当时自己正在法国南部，每每看到落日余晖映照下的金色天空，我便觉得中国的天空便是这样的。我买了自学中文和汉字的教材，认认真真地学了起来。但是，不知为了何故，我落选了。另一位候选人取代我来了中国。所以我最终未能成行。第二层渊源则要归功于我的好朋友许钧教授。他最早翻译了我早期的作品，通过这么多年的交往，我们渐渐成了朋友。我们的友情如此绵长，以至于我们注定要见到对方，而我则注定要来中国，特别是来南京这座许钧教授工作与生活的城市。于中国的这种密切联系令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得以借此发现自己身上先前并不为我所知的一面，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哲学、人文以及文学领域所带给我的全新认识。我很早便接触到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中国小说，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接触到老舍这位二十世纪重要作家的小说。我感觉中国文学可以帮助我深入认识我自己，帮助我深入了解整个世界。与中国文学的这种相遇促使我从一种宏观的视角上来思考文学以及文学同科学的关系。
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受到了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个问题的激发，即：文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并不是一个很空洞的问题。自从我来到南京，我便有机会接触到南大的学生，不仅仅是文学专业的学生，也有很多理工科的学生。在接触他们的过程中，学生提出的一个问题经常浮现回想在我的耳畔，即作家是否应当承担社会伦理方面的使命？作家是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自己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如果说我坚持认为作家并不具备维护社会道德的使命，我却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反映出一种忧虑，即对于作家写作深层动机的忧虑。我在读莫言或者毕飞宇这些当代作家的作品时，同我读巴金或者老舍这些历史上作家的作品时一样，觉得他们都提出了各自意义上的、相互间有所差别的社会伦理规范。就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各自代表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时代。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曾经武断地将文学认定为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产物，其所面向的接受群体也仅仅是资产阶级额，与无产阶级毫无直接关联。尽管这一激进观点后来被彻底推翻，但它依然为作家经常遭遇关于其社会角色的质问现象给出了解释。我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法国诗人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曾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即有无可能创造出一种民众文化？在我看来，文学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民众文化的产物。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有些时候，受某种审美意识或者某种理论分析的引导，文学会变得不再为普通民众特别是乡村读者所理解。
第二个问题涉及科学与文学，或者说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科学与艺术之间由来已久的关联到了今天是否早已不复存在？相比于艺术，科学今天是否具有优越性？而艺术则早已脱离现实？我们是否还能想象对自然的精确认识和以诗歌文学愉悦人心这两种人类心智发展的不同趋势能够在今人的意识中融合？事实上，科学与艺术的联系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很紧密的。我特别想举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墨子为例。墨子不仅仅是哲学家、社会伦理学家，也是一个在科技方面有极高建树的人。据说照相机所使用的小孔成像原理就是由墨子最先发现的。也就是说，这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后世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例子，比如在意大利有达芬奇，他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在法国有帕斯卡，他成功地将对世界的科学认知能力与令世人赞叹的文学、哲学才华集于一身。因此，历史上，将科学与艺术联为一体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这是我提出的问题。
大学最有可能成为科学与艺术的交汇融合之地。请容我谈谈自己的亲身体会。置身南大之中，我很庆幸能够借助开课这一方式来同南大的学子们交流。我注意到来我课上的学生专业背景很不同，但都具有开放的意识，特别是面对艺术时表现出的开放意识。一些来自天体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对图像艺术、建筑艺术甚或广义理解上的艺术有着很好的了解。我觉得与同学们在南大的这种交流至少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相遇，因为我从中感受到了南大在促进科学与人文两大学科交融方面做出的努力。
程崇庆副校长刚才在致辞中提到的“国际化”这个词令我印象深刻。国际化可能并不仅仅是南大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上所有大学的发展目标。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与这种国际化密切相关。通过语言的学习和文化的交流，我们得以投身这样的国际化进程。这种国际化不应该仅仅是经贸或者技术层面的交流，也应该是一种文化层面的碰撞。通过语言的学习和文化的交流，我们得以具有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跨文化意识。南大在外语教学领域建树良多，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意识。在我看来，南大在培养学生跨科学意识方面堪称诸多大学之表率。我不是科学家，但我很敬佩科学家，我甚至对自己不够充分了解科学而感到遗憾，尽管如此，身为作家，我还是更应该歌颂文学，因为在我看来，文学对不同文化相互间的关系有着很大影响。我们经常对青年一代不再关注文学这一现象表示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当代青年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文化和书本的兴趣，世界各国皆然。我认识的很多青年人从不读书，甚至连书都未曾碰过。对文学的这种忽视会导致当下的世界出现人性沦落和跨文化意识缺失的危险。文学是连接不同文化，促使不同民族间保持持久和平的一座桥梁。因此，完全有必要激发和提升人类意识中的这一重要维度，而不能满足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纯粹的科技发展。必须走近其他的学科，走近其他的文化。
我得以借助法文译本来阅读老舍的作品，得以通过翻译来理解老舍围绕人性、宽仁和人类灵魂这些问题表达的思想观点。这种阅读的经历并不是借助单纯意义上的翻译便能实现的，它需要借助作为一种能够将文本的深刻性传达到另一种语言当中的奇妙过程的翻译来实现。表现为这种奇妙过程的翻译便是一种重要的人文关怀。我们今天在此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我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呼吁对翻译活动的支持，以便有更多法国作品来到中国，同时也有更多中国作品来到法国。因为这是一种就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相互了解，促进他们世代和谐共处，和平交往而言不可或缺的交流活动。刚才我提到了青年人不再重视书本文化的显像。我的观点或许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新媒体的出现也可以对文化的普及起到积极作用，尽管这些新兴媒体时常饱受抨击，但它们其实相当重要。我想到了因特网，想到了文学作品的网络传播。同很多作家观点相左，我非常支持依赖网络手段来传播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文化的一种未来形态。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版权问题。有人会认为我的观点对一名作家而言无异于自掘坟墓。不过我确切记得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我曾经提议用油印本来取代印刷书籍，并且在大街上向路人免费发放。当然，这是一种十分理想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但我本人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即如果我的作品能够为更多的人所分享，我并不在乎过一种清贫的生活。我觉得对一名作家或者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在于其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阅读或欣赏。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新兴文化目前还未成熟，但其最终必定会超越一切现有文化模式。
我是法国人，但是，若以父亲的国籍论，我也是毛里求斯人。我属于毛里求斯这个小国。自1968年独立建国以来，毛里求斯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文化的传播在毛里求斯是一个难题，因为书籍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周的开销。因此买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得益于网络文化传播途径，得益于一些书籍的电子版，很多毛里求斯人现在已经可以在平板电脑上阅读书籍。他们只需要付很小一笔钱便可以下载书籍，每人都有自己的虚拟藏书。
我以这样一个例子来结束我的发言，是因为它足以令我满怀乐观地看待文学同新兴媒体的相遇。我坚信，以书本为载体的文化不会没落，而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延续，而中国在这方面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张晓明 翻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