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仍然可以说打工者很少个体性地创造智性或想象性作品,所谓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总是令人生疑。本文涉及的“打工者”概念始终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在富士康工厂从事简单装配的工人与在北京中关村一带售卖科技产品的店员都被认为是打工者,我的研究侧重于乡城流动群体,即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以富士康集团深圳(约30万人)及郑州(约20万人)工厂职级为员一及员二的部分农民工进行多次调查、访谈并进行为期两年的文学阅读干预,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以较为可靠的随机抽样方式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一般读者群体进行网络调查以其与富士康工厂农民工的文学阅读情况进行对读。
无论是农民工群体还是随机抽取的能够代表一般人群阅读情况的受访者都声言文学阅读不能使自己的阶层归属感更为强烈,其文学阅读目的在于提高人文素养,获得必备知识,丰富人生阅历。(认同此一说法的农民工占群体总数70.8%,一般人群为73.6%)显然,这一带有明显目的论的陈词滥调在过分强调学习改变命运的文化背景之下得到了最为热烈的响应,不过这样的响应是出自受访者本心还是他们早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则不得而知。
为了测试这一被广泛认可的说法的信度,必须给定一个具体情境。可以受访者对小说类型的偏好度设问能够使受访者忽略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较好反映其真实态度。似乎都广泛赞成文学阅读扩展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功效的两批受访者表现出对小说类型较大差异的偏好度。虽然从全国各省随机抽取的一般人群与农民工群体都有30%左右(一般人群略多34.5%,农民工群体29.2%)拒绝主动选择而宁愿在时下流行作品中择取与自己目下生活状态相关的作品,但在主动选择小说阅读这一方面来看,虽然两者都有通过小说阅读寻求跨越自身阶层获得想象快感的要求,但农民工更强调借助对阶层跨越的想象以纾解慰疗自身生存现状(有47.9%的农民工认同此项,而一般人群则只有26.4%);一般人群则更多仅是纯粹追求暂时的逃离感,希望获得另外的生活体验。(仅有17.7%的农民工认同此项,而一般人群则有35.6%)
无论是在工厂访谈所获得的经验性印象还是问卷定量分析得到的数据都支持如下判断:农民工群体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更为敏感的倾向,一种对融入城市生活隐秘地希冀。对作为摩登都市象征的上海,农民工较一般人群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读过或听说过六六及其小说《蜗居》的农民工占群体总数的43.8%,而对这部小说有所了解的一般人群仅占其群体总数的21.8%。问卷列出与上海有关的四部小说(《长恨歌》《繁花》《陆犯焉识》《蜗居》)完全没有听过或读过的受众占比,一般人群也比农民工群体多出10%左右。(一般群体为31%,农民工群体为20.8%)《蜗居》获得的关注来自其无论从小说情节亦或是后期营销方法上对市场主导时代文学机制最为热切以致直露地呼应。与另一部个人奋斗史《杜拉拉升职记》相比,《蜗居》指明了一条捷径。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小说的青年主人公其实都是打工者,为外企打工、为国企打工、为私企打工,虽然通向成功的路径各不相同,但类似作品都为打工者谋划了个人奋斗的线路图。它不远不近地呼应着据说常常被误读成励志着作的《平凡的世界》,有尊严的劳动者被理解为“嵌入固定经济结构之中的”工作者,主人公的奋斗精神被想象成个人奋斗式的自我实现。
当人们讨论“农民工”或“乡城迁移者”文学阅读现状的诸种问题时,容易以一种同质化的思维方式消解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对富士康两工厂普通农民工的文学阅读调查至少表明,对同一个问题的若干态度,农民工意见的分散程度高于一般人群。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的文学阅读状况,至少需要将其内在的差异性考虑在内。同时,文学阅读本身也必须被置于社会整体阅读状况之下。在大型购物中心附设的书店长时间阅读而不消费会暴露读者的经济/阶层状况,而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购书却可以将挑选时间无限延长,这种购物体验并不使人默认阶层差异而是使之被淡化以致短暂遗忘,前文所述网络小说的发达(尤其是手机终端)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新技术使一般被认为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虚拟地摆脱了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建立了自尊感。
他们较一般人群更早更快地接受新技术的影响而改变“各种感知的比率”(麦克卢汉,1964)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碎片化阅读体验,占受访总数47.9%的农民工非常适应借助通过手机客户端随时关注微信/微博更新的即时信息。这一数字在一般群体中有28.1%。对碎片信息保持较高警惕性,很少投入注意力的农民工占受访总数19.8%,这一数字在一般群体中则是41.6%。两组统计结果恰好相反。
必须说明,当我这样分析农民工群体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武断地将其彼此间的差异性抹平。即使下面我将对此做一些说明,因为所做调查的深度限制,仍然难以完整地呈现出这种差异。我的研究视野目前局限在进入城市并获得较为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中,这既包括在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工厂农民工,也包括某一地区的农民集中进入城市从事大致相同工作这一情况(比如河南省固始县大量农民来到北京,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在昌平区东小口地区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垃圾回收分拣基地)。虽然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更倾向于从当地招工(比如郑州富士康的受访者大都来自河南兰考、禹州、周口、沈丘、博爱、叶县、荥阳、新郑、西华、长葛等地区的农村),但农民工之间并未形成坚固的阶层/地域文化壁垒,这使来自工厂的企业文化或城市中产阶层价值观更易对其形成较大影响。在对富士康深圳、郑州工厂农民工(总数近千人)长达两年的文学阅读干预实验后,仍然有32.3%的农民工将戏剧表演实践视作一种提升自身知识水平的手段而不是改变自身性格的方法或增强参与感的活动。认同戏剧使其发现了另一个自我的农民工为35.4%,肯定戏剧表演实践改变了自身性格的仅有15.6%。
试图借助功利性阅读建立融入城市生活与主流文化想象的愿望是否一定会抹杀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类似的问题让人联想到关于文化中心问题的大讨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曾表明对西方中心论的抵抗至多也只能导向一种虚无的文化民族主义而已。对农民工以功利性阅读想象主流文化或融入城市生活的批判呼唤的也无非是一种伪打工文学。文学阅读可以造就拉斯蒂涅,也可以造就孙少平。在这个意义上,我激赏公正看待文化之先进/落后而非压抑/反抗同时又肯定相互主体性的态度。(高远东,1995)文化上的“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论辩中,鲁迅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一方面,“鲁迅的文化生产自然无法摆脱诸如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进化论等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支配’”;另一方面,“其知识权利机制并非如萨义德所预料的制造了殖民意识,反而完全积极地参与了民族文化的现代主体性建构。⋯⋯在他看来,理解为文化民族主义所着重的关涉自我身份认证和群体归属感的文化特性(‘国粹’)问题,不能脱离更为根本的人的问题即所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内容抽象地论辩,因为只有人的价值接近于绝对价值,而其他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与后现代主义者对市场逻辑主导下的通俗文化寄予的期望不同,近来的情形表明“狂欢化”并没有拆解阶层之间的壁垒,相反,只要稍加注意那些颇受欢迎的职场或婚恋类节目,人们会容易发现其“金钱至上”的逻辑背后暗藏着一种固化了的阶层优越感。对于一般群体的读者而言,《小时代》这样的文学创作正表明了作家对这种物质时代生存法则的认可与对物欲化生活的追求(30%的一般群体读者认同此点,这一数据在农民工群体中则是15.2%),但更多的农民工却在小说中看到了青年人的情感纠葛,体味过来人回望青春的苦涩(54.3%的农民工认同此观点,这一数据在一般群体中是30%)。这一事实表明,农民工更趋功利化的阅读倾向并没有消解其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努力,较之一般群体,他们对当代社会文化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在文学阅读方面,农民工与一般群体对纯文学的趣味类似;而在社科类阅读方面农民工群体表现出的那种不放弃自身主体性基础上的与主流/城市文化的沟通愿景似可视为一种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力量。
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为此,山东大学文学院联手校内外专家,于成立了“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批准号128ZD169),温儒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这里发布的是该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