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来，在人与自然领域发生多起重大事件，持续牵动人心。从巴西到澳大利亚的罕见森林大火、从亚洲到非洲的空前蝗灾、全球范围内的传染病新挑战、南极破纪录的高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越来越多人开始从整体视角进行反思，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地球到底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一背景下，有关“人类世”（或人新世）问题的讨论再度吸引了舆论的目光。“人类世”是一个地质学层面的概念，“人类世”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环境恶化、能源匮缺、物种灭绝。自多年前这个术语首次被正式提出以来，专家们一直为此进行着激烈争论。就更好地理解和面对我们当下所处的困境而言，对“人类世”相关问题的探讨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1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以北约90〜110公里处，消防员采取点烧迎面火的措施“人类世”的提出广义层面而言，“人类世”概念可谓由来已久。据业内公开资料，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学者开始思考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了，把人类活动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地质作用。“人类世”这一名词本身，于20世纪60年代由苏联地质学家最先使用，后来陆续有人沿用，指代的意义也各有不同，但都强调了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员对地球和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作用。“人类世”引起重视是在2000年。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指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与地球关系开始发生质变，地球的变化不再只是自然运作的结果，而是受到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我们现在处于人类世。”克鲁岑当时说。之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此展开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讨论，相关疑问如影随形。比如，关于“人类世”的起始时间，科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早的日期是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而克鲁岑把人类世的起始地质年代精确定在1784年，即从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综述《人类世在功能上和地层上与全新世截然不同》，来自英国地质调查局的科林·沃特斯等人依据大量数据，提出人类世应该被认作是一个新的地质时间单位，其开始的时间应该为20世纪中期，即1950年左右，当时核能时代开始、人口膨胀、工业急剧发展、矿产和能源加快使用。人类活动给地球留下了无处不在而且持久的印记，与之前的全新世截然可分。，人类世工作组（AWG）在审阅了现有证据之后，投票赞成将我们所处的时代划分为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该工作组共有34名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海洋学、气候学等多种学科专家参与，由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简·扎拉斯维奇担任主席。国际地层委员会（ICS）尚未批准这个新术语，AWG将在之前向ICS提交一份正式提案，以正式定义我们当前的时代。尽管还有不少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年来，“人类世”的概念深刻影响了全球各界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黄土学之父”、已故着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指出：“人类世的提出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地质学分期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问题和人类认识自己的问题。”从普通公众层面而言，近年来，面对在人与自然领域目不暇接的重大事件，即便它们都是偶发性的，也让许多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所谓“人类世”概念及相关讨论，绝不是相关“知识精英们”的消遣臆造。事实上，人类社会从来不缺乏“世界末日”的狂想，现实中战争、饥馑与瘟疫也从未停止收割生命。但“人类世”进一步提醒我们注意的是，过去300年地球人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也包括这个星球的整体环境，而人类抱怨的一些所谓自然的报复，一定程度上缘自我们自身对相关问题的无知与无视。
9月3日，在巴西诺沃普罗格雷苏，一名巴西士兵在雨林中灭火地质年代视角下的自然灾难地质年代表即地球史的分期，以宙、代、纪、世区分年代。按照学界既定观点，今天我们正处在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地球史约有46亿年，太古宙只有一个太古代，约20亿年；元古宙只有元古代，近15亿年，元古代的晚期为震旦纪，约2.3亿年；然后是显生宙，分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元古代产生了藻类，古生代从无脊椎动物到两栖动物，中生代出现了爬行动物，新生代第三纪产生了哺乳动物，包括五世：古新世、始新世、断新世、中新世、上新世；第四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人类诞生，其中更新世大约260万年，全新世则在大约1万年前开始。所谓新生代，意即哺乳动物开始统治地球的时代。不少学者同意在“全新世”后创造“人类世”，是因为哺乳动物统治地球的表述已不够精确，因为不停“生事”的主要就是人类，我们没有理由让其他哺乳动物“背锅”。在地质年代的尺度下看待地球的变化，可发现“灾害”是一个相当“人类中心主义”的术语，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方面，诸如火山、地震、海啸等，都是远早于人类就存在的自然现象，唯有人类定居到火山脚下、地震带上、海景度假村里，它们才有机会变成“灾害”；另一方面，没有这些自然现象，人类能享用、利用的土壤、空气、矿产以及许许多多生物资源都不会存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感慨，也可以用在此处。在地球已经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人类，而地球在失去人类后，可能依旧会转个不停。对地球而言，人类真没有那么不可或缺，毕竟恐龙也不过存在了1.6亿年。如此看来，“保护地球母亲”“捍卫大自然的利益”等口号便不甚准确了，因为我们强调敬畏自然，充其量无非是自救。但是我们也有理由乐观，这种乐观不仅来自于人类理性与生命惊人的适应性，还在于一种对历史经验的自信。敬畏自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自然灾害就只能逃避或者坐以待毙，甚至诉诸所谓末日来临论求解脱。因为许多灾害不仅是古人已经遭遇了千百次的——防控经验积累丰富——更是地球乃至宇宙运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许多情况下甚至可能造福人类。而今人需要比古人更审慎的地方在于，“人类世”中密集出现了古人未曾目睹甚至难以想象的新问题，同时许多自然灾害也变得更加狂暴。1950年代以来，随着医疗卫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显着（整体性）提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实现了种群数量爆炸性增长。这一方面加剧了其对自然的索取力度，比如化石能源的消费、森林砍伐、土地开发及海洋渔业；另一方面也迫使自身迁徙和分散到原本陌生或相对更不宜居的地方，比如开发一些热带雨林后的定居，以及向某些内陆荒原与高原地区的拓殖，遭遇或者触发了新的环境挑战。而人类的废弃物与排放物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水圈与大气圈的相应损害尤甚。事实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个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广受关注之前，臭氧层的破坏乃至臭氧层空洞的形成早已造成了一些看似烈度不大但难以逆转的“灾害”，比如有专家认为，澳大利亚因此已成为全世界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1月22日，在肯尼亚桑布鲁，大量蝗虫从植被上飞起人类理性与天灾天灾与人祸相伴，这已近乎一种陈词滥调。从理论总结的层面看，无论是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灾荒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质问，还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警告——强调人为风险已经超越自然风险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安全的主导因素，都深刻地指出，单纯自然环境灾难并不足以给当代人类社会造成实际上那样的震撼性损失。提出“人类世”这一概念，当然也源自对这类问题的警觉，但它不仅仅只提示要从一种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灾害与社会治理问题。首先要考虑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界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哪怕我们拥有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科学进步与技术设备，我们的决策依然难以尽善尽美。比如，青霉素发现后病菌不仅没有消失，有些病菌反而以超级耐药的形态反噬，难以在短期内厘清源头的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相关问题，对国际社会及各国决策与应对机制构成挑战。高传染率的陌生病毒还在考问人类社会，是否愿意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去维护所谓“个体活动的自由”。在陌生病毒致死率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恐怕难以确保做出事后回看最优化的选择。因此，在“人类世”视域下，有人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考虑如何建立最扛得住自然灾害的应急体制的同时，还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根本性地减少人为干扰自然的活动上。比如，当下不少环境灾害可以追溯到气候变化这个根本问题上，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已然给人类造成许多挑战，人类再不减少排放和污染，这种气候异动就会更加极端和不可测，届时不管人们准备多少防洪堤或消防队员抑或传染病监测网络，恐怕都不足用。另外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人类世”的环境灾害或挑战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跨国性。这种跨国性不仅表现在一种环境问题会在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比如垃圾围城问题，也表现在一种问题可能会无视行政地理边界跨境传播，比如沙漠蝗灾问题。这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格外重要，不仅需要全新的情报分享网络，也需要资金、技术与经验的相互补充，因为仅凭一国一地的治理难以高效率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无法解决问题。
8月18日，在冰岛奥克冰川原址，人们出席冰川“追悼会”不仅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面对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代表的当下环境危机，不同社会应负的责任并不均等。比如大气中的氮化物与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那么如果要一刀切地让后发国家减少排放，则发达国家应该做出多少经济援助或者免费的环保知识产权转让呢？为解决自然灾害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强大需求，与合理正义分担减灾责任的要求，二者如何平衡不好把握。在逆全球化声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渐趋抬头的今天，如何谋求建立一种真正互信高效的自然灾害全球应对与合作模式，或许比勇敢面对自然灾害还要难。或许，这才是最需要人们关切的。不过，对人类来说，只要种群不灭绝，就不存在无法战胜的自然“灾害”一说。而目前国际社会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付出的人类生命代价最小，这是令人欣慰的。（作者系环境史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来源：3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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