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病毒 来自华章书院 00:00 10:02
领导的新定义
所谓英雄式领导和书中、电影里的领导形象只会给我们带来责任病毒。如果要避免责任病毒的影响，我们就需要给领导重新下一个定义，过去的定义只能是给责任病毒助纣为虐。
领导的新定义
第一，领导不是心照不宣地单方面决定如何划分责任的人。相反，领导通过公开的对话来确定自己和别人的责任。这样做当然比较麻烦，而且还要有个限度，因为至少领导还要负责决定如何描述责任的问题，以及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进行对话，这个责任是不可能也通过公开对话来划分的。
第二，领导不应该是“我说了算”的大英雄，而是应该想办法让自己和别人的能力与责任匹配起来。如果领导的能力很强，可能就会承担比较多的责任，但是责任不应该超过他自己的能力限度。如果手下的人能够很好地承担起某项工作，领导也可以少承担一些责任，自己腾出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第三，领导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听听大家对责任级别的划分有没有反对意见。这样，责任的划分就不再是不容争辩的暗箱操作了，而是公开的、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了。
第四，领导所设定的标准还应该让人感到有难度，却又不会是超出能力所及的地步，这样才能提高人的表现。对于别人，领导设定的责任一定要高一点，这样才能鼓励别人成长。对于领导自己来说，分担责任也并非一个零和游戏。领导不再承担过多的责任，追随者也不再逃避责任，这样双方都能够检验和提高自己的技能，不仅他们个人的能力会有所提高，整个组织的能力也会增强。
无论我们怎样划分责任，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或者是责任的划分有问题，或者是某一方面搞砸了，又或者就是运气太差，这些都有可能。在传统的领导定义中，这个时候领导就应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了。但是在新的定义中，此时领导要会同各方一起探讨各方分别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分担找出问题根源的责任，共同重新设定决策和责任。
我在这里所说的和当今的领导模式真可谓有天壤之别。
追随的新定义
有效的追随者不是单方面地设定自己的责任水平，而是会与领导者进行对话讨论。在考虑什么样的责任水平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欢迎对方提出反对意见。在表现方面，我们设定的标准要能够对自己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接受大家的检查。
和领导者相比，追随者应该尽可能设定相对较高的责任标准。这样不但能防止领导者承担过多的责任，还能对我们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拓展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失败了，我们也不会单方面地退却、等待，不会暗示领导采取单方面行动。相反，我们要共同探讨各方分别应当为失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共同为将来重新划定角色和责任。
我们必须让领导根据他自己的能力来设定责任水平。一方面，我们需要领导在对话和合作分配责任方面高标准、严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他在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水平方面放低标准。对于领导我们不能冷眼旁观，而是要提供帮助和支持。
和领导一样，我们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打破根深蒂固的主导价值观：只赢不输、保持控制、避免尴尬和保持理智。
如果我们不肯退却，反而迎上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就有可能会“输”，其中既包括未能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也包括在讨论中让别人占了上风。
通过共同讨论来确定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全面控制的做法，而进行共同控制。对此，大多数人会感到不太舒服。
我们允许别人来检查自己的表现，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失败，由此可能带来尴尬的局面。对于领导者来说，放弃主导价值观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了，对于追随者其实也是如此。
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追随，新旧两种定义都恰成鲜明对照。
追随的新定义
对领导/追随的新定义的总结
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看前面关于领导与追随的新定义，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一样的。
领导和追随的新定义
在过去，这两个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一方攫取责任，另一方则放弃责任，但是在新的定义中，它们合而为一。根据这个新的定义，领导和追随的工作是基本相同的，都是要进行对话，都要为结果负责。真正的区别在于对话流程结束后二者要承担的责任水平不同。如果领导的能力确实比较高，他也可以承担比较多的责任，但是领导承担责任的方式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领导者和追随者绝不能草率而默不作声地单方面做出决定，然后就去各干各的。他们要密切联系，在对方身上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促进相互的理解。新定义中包含了对话、理解与合作，加强了他们的力量。这方面和责任阶梯一样，也有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而且这两种循环的力量也非常强大。
初次采用这两个新定义的时候，无疑领导者会觉得自己很不像个领导的样子，而追随者也会被追随的定义吓一跳。他们都要学会如何应付这种不自在的感觉。
为了改变行为的方式，包容这种不自在的感觉，领导要经常这样问自己：“我从以前的领导方式中得到了什么？”通常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失败、失去控制以及尴尬。旧的关于领导的定义想要避免失败，力图保持控制，防止发生尴尬的局面，但是这种定义恰恰招致了失败、失去控制和尴尬。
追随者也要问自己：“我从以前的追随方式中得到了什么？”通过这样的扪心自问，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事实的真相，重新建构领导与追随的关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还能有机会学会合作，建立亲密的关系，从这些新的角色中获取力量。
不要忘记，20世纪最受推崇的两位领导者，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翰·肯尼迪都是因为让他们的追随者（也就是自己的国民）承担责任而受到推崇的，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承担了多少责任。丘吉尔在不列颠之战最艰苦的日子里说，自己除了血汗与泪水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同胞了。他以此劝勉国民咬紧牙关，不要屈服。“让我们担负起自己肩头的重任，让我们牢记，如果大英帝国和英联邦能够屹立千年，人们仍然会说那是他们最好的一段时光。”肯尼迪最著名的一段话不是说要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
他们两个人都号召追随者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加强了领导与选民的联系，更提高和增强他们完成面前的任务的能力、谋略、工作热情。要是按照以前那种“光辉伟大”的领导定义，他们肯定算不上是什么好领导。但是通过大家齐心协力，根据新的领导与追随的定义，丘吉尔和肯尼迪都无愧于“伟大领导”的称号。
《责任病毒：如何分派任务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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