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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徽州书法看地域书风形成的文化作用》
作者：齐飞
我对徽州书法的重视，起源于对徽州文书文化价值的惊讶。徽州文书是文献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已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继殷墟甲骨、秦汉简帛、敦煌文书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之邦”，是“徽文化”的脉源之一，商能成邦，学可成派。徽州文书除了体现出他的“记事”价值、书法艺术价值也令人刮目相看，文书——文献——书法，三位一体，相得益彰，文书的文献价值通过书法来实现，文书的书法价值因为文献价值而更显珍贵。
早期的徽州文书，有宋朝的契约，单从宋朝的印刷品角度而言，这些文书都是有价值的，更何况还有文书的文献价值和文书的书法价值。明清以来乃至民国的文书，更是不计其数，引人注目的两个数字，足以说明文书的存世数量巨大。一是销售，1958年—1960年的两年间，屯溪古籍书店向全国一些图书馆、新华书店、科研单位销售文书，向当地财政上缴的钱款达到80万元，按当时的销售价推算，已销售的文书至少在十几万件以上。二是收集，1962年2月6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史专家严中平，给中国档案局负责人写信，呼吁将徽州文书全部由官方接收保管。这封信引起国家档案局的高度重视，并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安徽省档案局对此进行调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搜集和收购。于是安徽省相关部门组织一个工作组，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收集明清档案80卷、2484件；民国档案20麻袋、2649件。民间的说法，更是令人心惊胆战，土改中徽州地区搜掳的古籍，全部在当地烧毁，“焚书”之火烧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停止，还有大量的古籍被送进造纸厂、爆竹店被打成纸浆或卷成爆竹。
徽州文书是否可以直接带动徽州书法艺术的发展，至今还没有人对他们的“因果”关系进行过理论上的求证工作。也需根本没有必要做这项工作，回头看看殷墟甲骨、秦汉简帛、敦煌文书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那一种不是书法形式的表现。“文献”对书法艺术的推进作用不言而喻。如果把“五大发现”和书法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徽州文书和书法艺术的距离最近。一是书写对象，使用纸张的徽州文书，书写对象对艺术的表现要好于甲骨和简帛；二是从印刷品的时间角度来看，徽州文书比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离现代书法艺术的时间最近，文书和时代的书法艺术是同步进行的，时代感较为明显；三是从书法艺术表现力的角度来看，徽州文书的民间色彩浓厚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官方文献相比，其书写的抒情度、自由度以及个性表达，都是档案书法与之不能相比的。做上述的比较，仅是从书法的角度出发，没有对文献价值评论的意思。由此说明徽州文书对徽州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所以从历史到现在，徽州涌现出来很多杰出的书法人物，名重一时、开宗立派的很多，使得徽州书法呈现出以下地域性特点，一是在徽州文书的载体作用下，徽州书法更加注重的是其可识读性。我个人认为，这是对徽州书法特色评价的立足点。徽州书法的形式感，大体给人的感觉有两点，一是传统的，一是正统的。“传统”的比较好理解一点，学有渊源而已。“正统”的就不好理解，其实，只要你置身“徽州书法”之中，你就会发现，徽州书法缺少怪异之美，没有多少“猎奇”的成份，徽州书法大都是对“传统”的继续和发展，站在“传统”的肩上，徽州书法就表现出了一派正统的样子。二是徽州文化的地域性，必定带来徽州书法的地域性。一个地域的文化个性，是各种文化分支的个性总和。同样，已形成的地域文化个性，对分支文化的个性可以起到理论上的支持作用。书法是徽州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出徽州大文化的个性，也能体现出徽州书法文化的个性。三是在徽州文化的作用下，徽州书法的个性归属是文人的品性，其书法文化的含量要大于书法自身的艺术价值；四是在广泛的徽州人的参与下，徽州书法的普及，对传播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虽然，徽州书法具有上述的显著特点，但“徽州书法”的概念，生活上没有人提及，学术上也少有人研究，徽州书法如同皖南的名宅大院，安静的伫立于山的一隅，或者是村的尽头，水的岸边，等待着好奇者前来探秘。求实、自然、厚重、传神、有涵养的徽州书法，像一个饱经风霜的学者，又像一个慈祥的老者，既像一个修行的出家之人，更像一个入世的田间耕夫。可以说，地域的文化特色，促成了地域书法文化的形成。已经形成的“地域书风”，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民间的目光，却早已转向徽州地区，“徽州书法”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这种反差，一方面说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徽州书法的价值逐渐的显现了出来，成为收藏者的新宠；另一方面，书法文化在强大的徽州文化面前，还不能和徽州的哲学文化、商业文化相抗衡，人们对徽州的关注点，也许是“二程”、朱熹，也许是徽州的商人和商人的经商之道，也许是徽州富有山水特色的民俗文化，也许是富有历史厚重感的建筑和文玩。总之，徽州人并不怎么把书法艺术“当回事”。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近年来，发生在徽州的一件文化大事，让人高兴之余，不免又让人不能理解。徽州人要出一套大书，把徽州文化分门别类的向世人广为介绍，这当然是一件“功德”之事。徽州人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了很多“银两”和时间，书成之后，分类而编的徽州文化丛书，居然没有“徽州书法”的分册，不能不让人心生遗憾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徽州人的“大意”，还是徽州人的“遗漏”。所有可以假设的理由，似乎都很难说服别人，理由不够充分，因此也就很难站得住脚。从中，我捕捉的唯一信息是徽州人对书法艺术的“无视”。“睫在眉前常不见”，这样的事真真切切的在徽州发生了。不然，那些堆积如山的徽州文书，那些悬挂在厅堂的名人字画，在徽州人的眼里，仅仅看到了他的文献价值而没有看到他的书法艺术价值吗？仅仅看到的是厅堂上的装饰品而不是书法作品吗？
“徽州书法”在徽州的文化圈中，有被边缘化倾向，徽州的书法家们，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而我形成的这种认识，当然是对当今徽州的文化表现做出来的总结。其实，现在的徽州，书画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书画活动的参与人数很多，一些中坚力量，在中国乃至更大的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他们稍作努力，在这次文化的活动中，《徽州书法》的分册是可以成书并面世发行的，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这项工作，或者他们没有想到要做这项工作。徽州书法必定是一种艺术现象，他的出现和发展，对徽州文化做出的贡献是徽州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说是无可比拟的，把徽州书法整理和挖掘出来让“徽州书法”放出异彩，是书法圈内人士的责任和义务，一时或长期不被世人认识和理解，并不能说明“徽州书法”不具备“惊世骇俗”的品质，只是徽州书法的艺术价值，徽州人没有去研究，徽州之外的人也没有去研究。由于，“徽州书法”影响力的缺失，“徽州书法”只是少数人谈论的话题，还不能像“吴门书派”、“中原书风”那样早以被人们所熟知，但“徽州书法”是确实存在着的，其艺术价值以及对中国书法进程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徽州书法”不被人认识，除了上文已经讲到的原因，还有一些原因。徽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徽州文化包含的一些内容，有的发生、发展之地，并不在徽州本土，很多徽州文化是被徽州人“带”回来的，如徽商带回家的商业经营理念，如退休返乡生活的达官贵人带回来的文化观念。不论是来自那里的文化，只要进入徽州的土地，就会被徽州人同化为自己的文化。徽州像是一个地主家的后院，储藏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形态，徽州人并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解读着这些文化内存的密码，并有选择的把他们摆上了自己的文化书架，使他们成为徽州文化新的成员。书法，作为徽州文化的“讲述者”，显然，处于一种被动的发展状态。徽州人的书法活动常常伴随文化活动开始和结束的全过程，文化的主流地位，使书法的艺术地位退为其次。对徽州书法贡献较大的书法家们，真正以书法为“立根之本”的也寥寥无已。徽州书法的实践者往往是政治家、学者、商人、画家。在徽州人的眼里，书法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可以“讨生活”的艺术。徽州文化的博大，让徽州人并不怎么太看重书法，书法是徽州人必备的素质之一，因此，也就没有人对“徽州书法”感到骄傲，在这种情况之下，徽州人就不会像其它地域那样过于强调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并把他总结成为一种地域性的书法文化现象。徽州人对“徽州书风”的“不作为”，实际上已经对“徽州书法”“有所为”了。徽州书法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一种“地域书风”，没有任何做作的成份，一切都是“天机自然”的流露，书法精神张扬的是“中正”思想，没有个性，反道给人一种安全感，没有个性的书法又是个性十足的书法，徽州人所具有的学养，并不想通过“夸张一些”的书法向社会传递。徽州人安静的书写，就写出了一种境界。
我个人认为，解决对“徽州书法”的认识问题，首要的一点是建立“徽州书法”的理论基础。没有理论上的倡导和引导作用，徽州书法就不可能像其它地域性书法那样富有感召力。注重书法实践，是徽州书法的一贯表现。建立徽州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是研究徽州书法的基础工作。比如什么是徽州书法？徽州书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对未来的指导意义如何？徽州书法的艺术特色？徽州书法的形成年代、关键人物、重点区域、人才结构等？徽州书法的涵盖范畴？他指的是徽州人的书法，还是产生在徽州地区的书法，要有界定的依据。黄宾虹是徽州人，但艺术活动大多不在徽州，他的书法是否属于“徽州书法”，需要有让人信服的理论指导。黄宾虹的艺术无疑深深的扎根在徽州的本土文化之中，而黄宾虹决不是徽州文化的守护者。黄宾虹是徽州文化的发展者、推进者。不只是黄宾虹，对所有徽州人而言，都不应该是徽州文化的守护者，徽州的传统文化固然优秀，固然需要守护，但，一味的守护，就意味着放弃发展。徽州的文化现状，无法和古代的徽州相比，对文化的坚守不能排除是原因之一。徽州书法的情况也是这样，从大的格局分析，徽州书法的传统要多一些，在徽州人的笔下，把传统演绎的非常典雅、精致，因而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徽州书法”，但，“徽州书法”不应只属于传统的，不应赖在历史的书坛之上、享受着先人们留下来的优越感。徽州人目前应更多的考虑如何扩大“徽州书法”所属的意义，充分吸收徽州书法原来没有的美的元素，有力的发展徽州书法，让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徽州人关于书法方面的文化表现能力。依我之见，为了保证“徽州书法”的完整性，徽州书法应是适应徽州文化生态环境的书法，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徽州人的书法和产生在徽州地区的书法，也包括那些受徽州文化和徽州书法影响的书法。徽州地区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对所有徽州人的启蒙和渗透是不可估量的，也正因为如此，徽州书法展现出的文化意义就非常丰富多彩。行走的徽州人，一样带走了徽州的文化气韵，在影响着自己的同时也影响着他人。
徽州书法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是徽州书法的从属性决定的。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因为使用文字的原因，很多时候书法又是很难独立的一门艺术，书法往往首先要表达的是文字的意义，然后才能自我表现一下，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很多很多，大多著名的法帖，都具有书法和文字的双重意思，王羲之的《兰亭序》是这样，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也是这样。虽然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书法艺术的独立性较之古代要增加了许多，中国书法家各级组织的建立健全，充分说明书法艺术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书法家的创作目的更关注的可能不再是文字的意思，而是书法艺术的表现欲望，让书法有更多的艺术风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书法艺术的门下出现“纯书法”的论调也就不足为奇了。徽州人对书法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徽州人不重视书法吗？显然不能，徽州人对书法的用功，对书法的认真，对书法的理解，对书法的创作，都是让熟知的人“叹为观止”的。我们如果说徽州人重视书法艺术，又不免有些勉强，徽州人对书法的用功、认真、理解和创作，其出发点大概不会是为“书法艺术”的，徽州人只想写得一手好字，并不想写得一手好的书法艺术作品。古代中国，做官、做学问，首要的条件要写得一手好字，对于徽州人而言，更是如此。徽州人字写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徽州人不会以书法艺术为业，很多徽州优秀的书法家因为“当了官”和“有学问”，掩盖自己的书名，书法的从属性就显现了出来，对这些人的书法认识和欣赏也就不再引起人们的注目。自宋以来，经明清两代，由于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徽州的文人天下有名，在当时科举选仕的条件下，在朝为官的徽州文人不断有名臣涌现。特别是崛起的徽商，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形成了在当时条件下较为发达的教育体系，出现了“同胞翰林”、“父子尚书”、“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科举佳话。是问，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能书善写的呢？朱熹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他的书法呢？行草自不在话下，大字可独步天下。对朱熹书法的评价，往往是肯定了朱熹的学问之后，才会论及书之精要。所以
对朱熹书法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书”的层面上，而应对他的“法”要有深入的挖掘。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的书法形式一定可以印证他的理学观，所以说，朱熹书法是“心”的写照，他的书法和他的心是相通的，在他的书法世界里，客观的存在着唯心主义思想，细细的品味，是可以感受到的。朱熹书法的内在精神品质，使他的书法表现出朱熹独有的文化态度，只是他的学名比书名要大，最终，朱熹被人们认同为大学问家，而不是大书法家。
还有，徽州人的做人态度也是徽州书法没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原因。受“程朱”理学的教导，徽州人做人低调，不善张扬也不愿张扬，书法活动多以实用为主，自然而率意，富有特色的书札作品在徽州的大量出现，以信件、便条、药方、书稿、随笔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徽州人还有一个传统的理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能治国安邦，就去为人治病消灾。而关于书法艺术，徽州人还是有偏见的。至少，没有把书法艺术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在很多徽州人的眼里，书法就是写字，对书法的不刻意追求，反道形成了书法艺术的高尚境界，没有名利的干扰，书法艺术就干净了许多、单纯了很多，田园式的书风也才能得以凸现。以“传统”“正统”为主格调的徽州书法，表现的是一种田园式的书风。诗有“田园”，画有“田园”，书法的“田园”则在徽州地区。徽州书法是书法艺术的“世外桃源”，这是徽州人的心态决定的，徽州人的人生经历大都有过从“入世”到“出世”的过程。“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孩子们，心中至死不渝的圣地仍然是徽州的山水，徽州人终要“叶落归根”的。从外面繁华、精采的世界，回到清净、真实的徽州，人生的多少感慨在徽州人胸中澎湃，当他们的双脚一旦踏上徽州的土地，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伤痛愈合了，矛盾化解了，回归自然的徽州人，受到了心灵的洗礼，所持的生活态度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平常心”是累了回家歇息的徽州人所共有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所书写的书法，就像闲暇时在房前屋后栽种瓜桃梨枣一样，是茶余饭后书写者寄托精神的家园，没有利益的纷纷扰扰，没有官场、商场上的打打斗斗，甚至对书法的艺术性都没有过多的追求，一切皆在自然，一切顺其自然。如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悠然自得，与世无争，书法的田园境界也就显现了出来。
书法是一门讲究传承的艺术，其它艺术形式，如绘画，创作阶段的摹仿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书法艺术除外，书法任何阶段的“摹仿”都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书法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是其“形”、“意”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作用，书法的“形”是共性的，不可改变的，书法的“意”是个性的，因人而异。徽州人对书法的传承，不是表现在学习书法上，而是表现在学习书法和学习文化上。“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明徽州是注重教育的。徽州的重教、重学，为书法的全面普及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有人说，全国少有徽州那样的大众化学习兴趣，因此，徽州书法也就有了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徽州人的广泛参与。和其它艺术的地域性一样，书法在一个地域的发展和成熟，最终形成地域性书风，必定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没有大量的人的力量，没有集体的力量，就难以形成书法的文化“气场”，新的书风就难以形成，而一旦形成新的书风，一个时期成熟的书法艺术形式及内容就会随之到来，意识上审美倾向的趋同带来的是意识上表现欲的趋同，地域性的书风也就会随之生成。在徽州，能写善书的人到处可见，可以称得上书家的也数不胜数，书史留名的有几百人之多，即便如此，许承尧还说，“然如金檠斋、巴子安、程让堂、洪雅存、汪容甫、胡城东、郑松莲等，皆以书名而志不载，知所遗多矣。”
徽州书法不是因为有了一个可观的书法集体而引人眼目，更重要的是徽州书法的内在质量和精神气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明嘉靖年间，歙县人方元怀，号两江，以善书而“名重朝野”，社会上盛传“家无两江字，不是大人家”，意思是谁家没有方两江的字，肯定不是做官或大户人家，方两江的字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也绝不是一时风起，没有高出常人的艺术水准，在门坎很高的人家门前是难以进入的。特别是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微州书坛更是英才辈出。绩溪人胡澍、程秉钊，在篆书和魏书上，一扫往日呆滞板结的习气，清新活泼而不失古意，开一代新风，人称胡篆程魏。黟山人黄牧甫更是开宗立派，篆隶皆精，充分展示黟山人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举起了“黟山派”大旗。歙县人徐丹甫从魏碑中吸取营养，走秀丽俊雅一路，有人把他和康有为相比较，认为“康有为取魏碑之豪雄，徐丹甫取魏碑之秀丽”，二者相提并论，徐丹甫的魏碑书艺就不能在康有为之下，不过是书风不同而已，可见徐丹甫所书魏碑取得的成就。还有许承尧、黄宾虹、汪采白的书法，皆大师气象、大师气质、大师精神、独步在当时的书坛。以上这些此起彼伏的高峰，纵横交错在徽州的大地上，使徽州的书法呈现出江山秀美的景像。
徽州出书家既有群众性的基础因素，也有理论上的探索和引导因素，徽州人留下了大量的书法论著，对研习书法，答疑解惑，精益求精起到了校正和指引作用，如程瑶冈的《书势五事》；方辅的《隶分八辨》；程梯功的《初桄斋诗》；汪宗沂的《韬庐隶谱》；仰嘉祥的《篆法探源》；徐谦的《笔法探微》，等等这些，无不自成一家之言，充满新意。所见的书法论著，对徽州书法风气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徽州人善写篆、隶、楷、魏书，理论研究也多从此入手，篆、隶、楷、魏书的端庄大方，又暗合“程朱理学”的学说，血脉相连的书法文化，使徽州书法更具有研究价值。特别是黄宾虹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书法艺术，把书法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为徽州文化现象的徽州书法，富有的地方特色，卓越的人才支持，理学思想的营养、书论的突破等，为徽州书法圈定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既是属于徽州的，也是属于民族的。当我不经意间看到有关其它地域性书风的论著时，我都会回望徽州，是打开“微州书法”长卷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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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飞之友】第五百八十期 【书法管见】《从徽州书法看地域书风形成的文化作用》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