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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葛晓音:“器局”——学者内心的修养

时间:2022-04-26 1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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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葛晓音:“器局”——学者内心的修养

葛晓音

“器局”——学者内心的修养本文自《文艺研究》 01期访谈者: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从您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立足文本,才能获得对文学、文学史更内在、更深人的理解,那么如何才能深人文本呢?很多学生感到在阅读文本时,好像总是浮在表面,难以发现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困惑?葛晓音:目前对文本的细致阅读,的确不太够,文学性研究很难深人下去。现在图书有了电子版,更加难以细致。如何一首一首、逐字逐句地阅读,以自己的感悟为基础,洞彻作品的创作原理,感受到它的好处,想明白何以好,小到讲透一首诗,大到讲透一种诗体、诗歌现象,弄清楚历代诗学的争议,都不容易。怎样才能突破一些表层的印象,达到比较深人的认识,这的确是很普遍的困惑。阅读文本要努力准确地理解,有许多内容在泛泛浏览时不会注意,深人的阅读至关重要,要从细微处发现问题,一些文字记载的细微差异,都可能意味着一些大问题。要努力准确把握总体印象和突出印象。要能实实在在地把阅读的感受体会论证出来,把感觉变成理性分析,这样才能真正发掘创作现象、归纳创作规律。诗歌创作现象是很微妙、复杂的,分析要从诗人的用心着眼。这种用心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把每首诗读懂了,能讲出其中的道理,再总结出一些共同特点,就可以避免一般化的毛病。当然,这种提炼和分析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诗歌分析容易流于一般化的原因,除了细读不够以外,还在于我们以前讲文学性,头脑里有一套概念,这套概念除了现代文学理论,还包括明清诗话给我们的那一套概念,我们被套住了跳不出来,所以王运熙先生就说过,我们用来用去,还是用明清诗话那一套概念。头脑里先有这一套概念,然后就看作品风格如何,意境如何,读的时候就已经先人为主。如果把这套概念都抛开,读一首诗时,先抓住自己的直觉感受,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有了自己的感悟。你自然就会把小的体会凝聚成一个大的体会。这样我们可以突破常用的理论概念和习惯思路的束缚。这是现在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的一个坎儿,能迈过这个坎儿,或许就能找到文本研究的独特思路。刘宁:这就是您常说的研究要“一空依傍”吧?葛晓音:最有原创性的研究,都是“一空依傍”的,这不是不看前人的研究。前人说李后主的词“一空依傍”,学术不同于创作,学术上的“一空依傍”,是指找到学术前沿,提出新问题,开出新领域,或解决旧的悬案问题。所谓依傍,比如像20世纪80年代套用新理论,依靠史学界、哲学界现成的理论或者流行的某种文学理论,拿来一套,稍微发挥一下,这些都是在借助外力。当然前人的东西做得不够,后面继续拓展是可以的,但是,依傍就是基本结论前人已经做出来了,你再怎么发挥,大的方面很难突破,这就很不利于学术的原创。海外有些学者说我们的研究重复之处多,他们就是看大结论,如果大结论重复前人,前人都说过了,就不必再做。二流的研究,想要提出观点,一定要借助别人的启发,提不出原创的思想。我的选题,很多都是自己已有研究的后续选题,前面的问题解决之后,往往会带出新的问题。有的朋友让我给学生出些题目,我真是给不出,我自己也一定要读了书以后,才知道要做什么题目。读书时一般没有明确的题目,只是有个大概的方向,然后不停地提问、质疑,最后会得出结论,这个最后的结论可能和以前想的完全不同。现在一些项目课题的论证书,事先就要求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连结论都有了,这是否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也很难讲。刘宁:您从不预先设定研究课题,但从《八代诗史》到《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您围绕对汉唐文学史的文学史研究、对山水田园诗派的诗歌体派研究以及目前对先秦、汉、唐的诗歌体式研究,形成了阔大而扎实的研究格局,讨论了古典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您的研究格局、您所探讨的问题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而是如您所说,是由老问题不断带出新问题。请问推动您不断提出新问题的动力是什么?葛晓音:这首先是一种追问吧。林庚先生说得好,要追问那一切开始的开始,我受林先生的影响,也喜欢追问,既是严肃的思考,也是一种好奇。对诗歌,要追求到原理是什么,例如我曾思考杜甫五律的“独造”和“胜场”,因为看到明清诗话里都强调杜的“独造”,那么杜甫的独造在哪里呢?许多诗家喜欢说杜甫的五律最能体现“集大成”,但是“集大成”不是“独造”。叶燮举杜甫五律的例子,主张诗歌要表现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名言之理,这给我很大启发。五律原来最适合写景造境,杜甫在造境方面和盛唐五律的不同是容易看到的,但从原理来看,差别不大。还有更深人一层的,是对物色生态的穷理尽性的表现,只有少数诗论家从杜甫五律中发现了这一点,但只是零星的评点,没讲清楚。我读了杜甫六百多首五律,最后联系他如何发掘五律表现潜力的思考,认识到杜甫善于运用五律句字组合的自由度和跳跃性,使其所造之境的象外之意和所写事物的内在之理包含在无字之处,使五律达到前所未有的表现深度,这是他超越盛唐五律的独造之处。这样,我对叶燮所说“诗可人画”只是“诗家能事”而非至境的道理也有了切实体会。又如,以前的文学史都说盛唐的诗歌革新就是陈子昂、李白倡导的,我一直在想,陈子昂和李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陈子昂究竟有多少影响力,人们就都跟着他提倡汉魏了呢?我曾经寻找他们的联系,但除了《感遇》和《古风》之间诗歌理念上相关,你找不到更多的联系,李白也极少提到陈子昂。我1985年写《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时,发现了张说和张九龄,我觉得他们两人的作用比较大,但当时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倡导,张说有理论、张九龄有《感遇》,但至于其他方面还是不清楚。那篇文章之后,我还在钻研陈、李关系,后来从《全唐文》里发现了盛唐强调“礼乐革新”,我想李白提出“大雅正声”可能更多是从时代的潮流里吸收来的。那时没有电子搜索,只能一篇篇看,发现“文儒”是盛唐推崇的新的人才标准,于是下决心考察文儒为什么重视礼乐雅颂的问题。我想李白提倡“大雅正声”应该和这有关,而不是从陈子昂来的。这样,就把这个难点基本上解决了。所以动力就是要不断追问,有追穷寇的劲头,还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没有完满的解释决不罢休。刘宁:追问一定伴随着对研究对象复杂性的深刻体会,该如何面对这种复杂性?葛晓音:那就要不断打破思考套路。观察文学要有一种全面的眼光,要像看万花筒。任何一种现象、文本,各自自成面目,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去看,万物万事本身就是万花筒,丰富复杂,不能只用一种理路去套,比较理想的方法是,对待每一个研究对象都能用最适合这个对象的思路和方法去解决它,就像苏东坡讲的随物赋形。一个人可以形成他的治学方法和思路,但不能形成一个套路,形成套路就很不容易再往前走。另外就是,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面目,我们要把它不同的面目都去了解清楚,但这其中还是有一种最主要的东西,是这一事物的本质现象,多面性和本质性两方面要处理好。例如我思考初、盛唐诗歌繁荣的原因,注意到干谒、文儒、女性专权等多种现象,易学的影响我也钻研过,初唐诗歌最打动我们的就是从天道变化去思考人事盛衰的宇宙意识,它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注意到易学在初、盛唐的流行,初唐文章开篇都引用《易经》,易学从江左继承过来,于是研究其影响在“四杰”、陈子昂作品中如何体现,到盛唐这种思维方式又是如何影响到诗歌的境界。对于李峤《百咏》,我看到它在日本成为童蒙书,就想弄明白它在唐代为什么流行,研究后发现它作为诗歌写作的范式,和律诗的普及有关。探讨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诗歌高潮的出现,必须要有创作的时代高原。所以方方面面的原因探索,都围绕着盛唐的诗歌高潮如何形成这条主线。观察文学史的现象,每次都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进人。同时,角度也有主次之分,这可以用体温计来比喻,一定要转到一个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很宽的一条水银柱,再转过来只能看到细细的一条。这些丰富的时代社会因素,和文学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远有近,思考的角度要多,但必须找到和文学最切近的联系。角度多变,比较容易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这种内在联系一旦被发现,又会极大地激发起继续研究的兴趣,动力就是这么来的。刘宁:立足文本,从文学内在逻辑出发去观察历史、思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有怎样的要求呢?葛晓音:古人说“义理、考据、辞章”,现在学科分工这么细,只要精通一个方面,就可以做得很好,但要立足文本,进行文学本体的研究,手段掌握得越全面越好。考证可以有助于研究作家生平、作品本事,对于研究文学现象,王国维曾说过,比较理想的是考证和义理相结合,我很向往这样的境界。一个学者手段比较多面的话,就可以左右逢源,大学者都是义理、考据、辞章兼擅的,如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林庚先生、陈贻掀先生。现在的研究者,义理方面还有现代思维方法的帮助,而对辞章的把握,就是文学性研究,有相当的难度。除了研究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还有本人论述的辞章。以前的老先生,如程千帆先生、林庚先生,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的文章,他们的辞章本身就特别好,好的辞章有助于表达,感悟也更多一些。现在一些年轻学者的文字不错,但要防止过于追求理性色彩,把自己的文字弄得很玄,不知他要说什么,还是以明白易懂、流畅准确为好。研究还要能攻坚克难,要解决难点、疑点,啃硬骨头。对此,学者如果掌握的手段全面,无疑是更有利的。比如我和户仓英美合作研究日本的雅乐,我以前把唐乐府研究想得太简单了,我以为理解清乐、雅乐这些概念,再把乐府文学做一遍,就可以了。到了日本以后才发现许多唐乐舞的曲目,研究起来真是看不见底。音乐方面我是外行,还花了一年时间学习有关知识。这个研究的难点在于,文献资料实在太少,利用日本资料是关键,但是日本资料有很多传说,对使用的古乐书,本身还要考证,还要利用实物。那时光找资料就不知费了多少时间,每天在东大图书馆一坐十二个小时,有时都不知道应该找什么资料来解决。曾经遇到有个问题和印度教有关,找不到线索,只好把有关的期刊都查一遍,像大海捞针一样。当时,为了解决问题,我结合传世文献、实物资料、图片影像、日人史籍、古乐谱和英文、法文、德文研究成果的分析,调动了各种可用的手段,得出的结论就不仅是单一的乐舞名称、舞容状况的描述或是乐谱谱字的解析,更有对乐舞表演形式及其与戏剧的关系、音乐结构和词乐起源之关系的理论分析,真正体会到了考据对义理的重要性。刘宁:随着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上的分工也日趋细化,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如何形成比较大的研究格局,似乎有了越来越多的困惑,您能谈谈您的体会吗?葛晓音:学术研究格局要大、器局要宽,格局和学术范围的大小,学术眼光的高低,使用方法单一还是多样,这三者是有关系的。研究的范围不能太窄,要关注全局,即使做一个小问题,也要关注它在全局中的位置,但也不能把格局大简单地理解为选题大。宏观的大题目可以做,但不是泛泛地谈论。如果研究一个大题目、长时段,但思路单一,也会流于浅表,谈不上是大格局。前人说义理、考据、辞章,如果只运用其中一种,做得深人、做得充分,也很好,但三者结合更可以游刃有余。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培养器局的问题。刘宁:您说的“器局”是指什么?葛晓音:器局是学者内心的修养问题,做学问要心无旁骛、目不斜视,这挺不容易做到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可能,要尽量减少世俗的干扰、诱惑,培养自己对于学问本身的兴趣,或者说用对学术本身的兴趣冲淡、压倒外在的干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总想着职称、评奖、人事关系,器局就不会宽。这些东西想得少了,天地自然就宽广。这是内心修养,但它可以体现到学问的格局中。如果整天想着那些东西,往往就会急于求成,而急于求成,做出来的成果能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就很难讲。沉得下心来,加上能力还跟得上,做出的成果就可以耐久一点。再者就是不要固步自封,要努力超越自己。但文人最容易自以为是,而且文人相轻,往往过于放大自己,这就不容易进步。学术无止境,无论多么努力,你的学术生涯也就几十年。我们每一个学者,都是很渺小的。类似的意思陈贻掀先生以前也讲过。所以我不是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你说完全不在意也不是。但是,只要是有道理的批评,我不会生气,一定接受。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结论,别人可能会不同意、不理解,我也会坚持;别人说你有多好,也要对自己有很客观的认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对自己的评价,绝对不能大于别人对你的评价,要特别理性客观,这样才能任何时候都保持从容、平和的心态。这种心态有益于形成较宽的器局。刘宁:现在的学术空气多有浮躁之处,人们甚至感慨,各种考核、指标、评比,让校园里放不下平静的书桌,学者又该如何养成定力、涵养器局呢?葛晓音:不受外界影响是很难的,但关键是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选择了学问,就要甘于寂寞。林庚先生这方面对我的影响很大,林先生真能做到超脱。一遇到学术问题,即使是文章中一个“又”字,是否要改成“有”,他都很在意,反复推敲。林先生也经历过政治的风风雨雨,但他在现实中,一切以学问为上。“文革”中“四人帮”组织代表团去加拿大,要他参加。那时候出国多不容易,但林先生说师母身体不好,其实师母那时还没有病到他完全离不开的地步,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保姆照顾,但林先生就推脱不去,他就是身上有清气。我们看不到古人,看不到陶渊明,但林先生让我们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清气。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对我启发也很大。我接触较多的老学者,如松浦友久、平山久雄、丸尾常喜等等,他们很少关心学问以外的事,日本也没有这么多评价制度整天来刺激你。平山先生退休之后照样做学问,松浦先生和丸尾先生在得了癌症以后仍旧伏案苦干到生命终结。这些人都给我正面的影响,这才是真正的学者。我也看到有的国内学者,做不到自甘寂寞,很是痛苦,至于等而下之的就更不要提了。两相比较,就很感慨。其实陶渊明内心也有许多挣扎、纠结,人不是天生就清高,但他做出选择后,自然心就定下来了,非常平静。刘宁:非常感谢您谈了这么多深刻的治学体会,相信学界尤其是年轻学者能从您的体会中获得丰富的启示。葛晓音:青年学者是学术的未来和希望,我很欣喜地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能沉潜读书,积极思考。古典文学的研究一定会生生不息,不断前进,我寄望于年轻人。

葛晓音、周先慎/选注定价:42.00 元ISBN 978-7-301-21641-5

本书从着重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出发,所选篇目均为思想艺术俱佳的传名篇,所选作品有作家简介、详细注释,并附简要的阅读欣赏提示。

葛晓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外国人教师(1993—1994),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学系教授(1997—1999),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2002—)、讲座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学报《人文中国》主编,北京市第一、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八代诗史》、《唐宋散文》、《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古诗艺术探微》、《唐诗宋词十五讲》等。著作和论文多次荣获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以及《北京大学学报》、《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的优秀论文奖。

周先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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