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只能以加快发展、提高发展均衡协调性来克服。源于增长性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必须更多的依靠政府等非市场的机制和力量来处理源于市场竞争效率提升的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源于体制性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市场化不足不完善所致，而不是市场化的必然。
两极分化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引起了对于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分歧，并且引发学界的深入探讨，日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撰文详论广为关注的收入分配命题。
刘伟在文章中指出，收入分配公平目标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公平是一种权利，指具有法权性质的事先机会面前的平等权利；对于转轨的社会而言，就市场化进展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来说，存在事先的机会不平等意义上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包含在事后结果上的水平均等。而形成事后不均等意义上的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与市场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他认为，越是强调市场竞争的效率提升，在一定条件下，事后的不均等便越突出，所谓收入分配上的公平与效率难以兼得，指的主要是这种事后的收入分配均等目标与竞争性的效率目标间的冲突。
从我国的改革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刘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归结有四：第一，发展性原因，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分配的失衡加剧，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显著特征的二元性经济，成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深刻原因。
第二，增长性原因，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贡献作用提高速度和程度不同，导致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及程度不同。刘伟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参与分配，因此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差距便与不同要素在竞争中的效率差异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对改革开放（1978年－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各种生产要素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他发现伴随着我国市场化及非国有化程度提高，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基本要素的效率明显上升，在同样的投入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提高，但相比而言，制度变化对资本要素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程度，据测算，两者相差900多倍，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对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提升都产生了影响，但资本的效率提高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长程度远远高于劳动。所以，若收入分配与要素的贡献直接相联系，那么，资本要素的掌握者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应的就要数百倍的高于劳动要素的收入增长，因而必然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刘伟说，这种差距的扩大既是增长中贡献不同的必然，也是市场化的必然，既是增长中要素效率提升不均衡的必然，也是市场体制性转型进程深化的必然。
第三，体制变迁性原因。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领域，市场化的进展程度及完善程度不同，因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不同，事先机会均等程度不同，相应地特权对法权的排斥、垄断对竞争的否定、权钱交易以及各种腐败的产生，都必然扩大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进展不够深入和完善，包括与市场经济文明要求相适应的法治制度等不完善所致，而不是市场化的必然。这是事先机会不均等所导致的事后事实上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第四，收入结构性原因。刘伟说，伴随改革开放，人们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除劳动外，资产性收入日益提高；此外，除一般体力劳动外，人们的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差异日益成为收入差别的重要原因；另外，风险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等都开始成为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其中特别是伴随所有制改革，伴随民营资本的积累，伴随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资产性及投资性收入越来越成为社会高收入阶层的重要收入基础，并且所占比重还在逐渐上升，不同阶层之间的资产占有差距日益扩大。据最新的经济普查，全部企业法人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的比重已从近90％降至48．1％，个人资本已从不足1％上升至28％，达到5．1万亿元。
在综上分析的基础上，刘伟表示，对于不同原因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应当采取不同方式加以处理。首先，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只能以加快发展、提高发展的均衡协调性来克服，任何牺牲发展或损害发展的做法，都会从根本上损害收入分配平等目标的实现。其次，源于增长性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基于效率差异，基于事先机会均等的市场竞争的必然，在不否定效率优先，强调以效率提高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过程中，必须更多的依靠政府等非市场的机制和力量来处理源于市场竞争效率提升的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而不能以损害事先公平进而降低效率为代价，来提高事后分配结果上的均等程度，否则，不仅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客观要求相冲突，而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根本要求相矛盾。其三，源于体制性因素（市场化进展程度和完善程度的差异）形成的收入差距，是由于事先机会不均等所致，从理论上要认识到，这是市场化不足不完善所致，而不是市场化的必然。从实践上看，重要的工作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深化并完善市场化竞争，包括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的改革，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培育，包括企业和政府的改革等等；另一方面是加强并完善法制秩序，包括加快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和质量，包括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精神的弘扬等等。其四，对于资产性差异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解决之道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必须科学有效地处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二是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府在社会分配公平和均等目标实现上的作用，以提高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程度。
(责任编辑：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