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至今影响巨大。这一理论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解读当今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制定新的国际战略提供理论依据。此论一出,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文明冲突”一词也频频出现在国际媒体中，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思潮。亨廷顿首次提出“文明冲突论”是在1993年，1996年他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归纳，“文明冲突论”基本定型。
基本观点
第一，导致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异性，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人类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人类文明冲突的阶段。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文明是一种文化的统一体，文明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世界将由七八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下形成，它们包括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印度、南斯拉夫一东正教、拉美及非洲文明。未来的冲突将在把这些文明分隔开的文明交界处爆发。
第二，导致文明冲突的原因，即文明的差异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加深、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加剧了文明之间的敌对情绪，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正在把人们从地域属性中分开，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地位。西方处于权力顶峰，刺激了其他地区文明意识的发展；文化特性和差异不易改变，也难以用妥协的方式解决，等等。
第三，西方和非西方的对抗将成为冲突的焦点。亨廷顿认为，西方与非西方冲突的根源在于军事、经济、社会制度的竞争和与基本价值观念及思想信仰有关的文化差异。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将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非西方社会希望走一条现代化但却不西化的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冲突焦点将集中在不屑加入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阵营间爆发的纷争。
第四，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地区或微观层次上的冲突，即属于不同文明的毗邻国家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二是全球或宏观层次上的冲突，即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其中，断层线冲突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的特点，它不可能破彻底消除，只能被暂时中止。
理论意义
首先，文明冲突论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重新审视这些事实，有助于人们把握当今世界大势和国际格局的演变轨迹。
第一，就西方而言，近年来的事实依据不断地印证着西方衰弱论。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西方的变化；移民增加，西方内部的社会构成复杂化，社会问题更突出；生产和就业机会向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迅速转移。第二，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首先发韧于西方的全球化进程，本世纪以来得以加速发展，并且愈来愈具有政治上的含义。非殖民化运动在一战前后出现，在二战后席卷非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亨廷顿所说的非西方世界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对象，而成为了历史的主体，与西方一道创造人类的未来。第三，冷战后，各国都出现了内部凝聚力下降，在社会转型中出现自性（self-identity）失落危机等等现象，相应地也都出现了向传统文化寻找自性和凝聚力量的倾向。于是在冷战后经济因素上升的同时，文化、宗教、种族、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力也在迅速扩大。
其次，在理论方面，亨廷顿提出了一套解释目前世界形势的新范式，把文明视角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当然，“文明冲突论”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亨廷顿承认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力量，只不过文明因素将越来越重要，未来将有可能出现文明成为人们主要的政治效忠范畴的情况。应该看到，人们政治效忠的对象是在不断变化的，迄今已经历了从家族到部落、到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过程。目前又出现了侵蚀民族国家主权和作用领域的诸多因素。有没有可能出现取代力量——是文明，或是别的什么力量？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值得研究和注意的。第二，全球化进程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到达什么程度，西方和非西方的力量对比相互关系是否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际政治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等等。第三，不少人用文明融合论来批评亨氏的冲突论。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确实是相伴相生的，但首先出现的过程是冲突，融合往往是长期的结果。
理论缺陷
总的来看，文明冲突论的出现反映了西方内部问题在国际上的投射。确实，冷战后美国主流社会的心理历程是一个由乐观向悲观转变的过程，而“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转变中的一环。在冷战刚结束时，因对手瓦解、不战而胜而使得美国国内充斥一派乐观情绪，关于美国导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最终胜利论等都是这种欣慰感的外在表现。曾几何时，国内外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乐观论调迅速让位于对未来惶惶不安的悲观情绪。亨氏对非西方文明力量的戒备与恐惧，其心理基础就是对内部问题的担优和缺乏信心，其出发点就是寻找外部敌人，凝聚内部力量。
从政治层面看，“文明冲突论”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一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中心的、排斥异己文明的西方中心观；二是基于斗争哲学的、以寻找主要敌为目的冷战时期思维定式。
从理论层面看，亨氏的理论前提、推理和判断都有不周密之处。第一，作为亨廷顿理论的关键词，文明这一词的解释颇值得商榷。亨廷顿为了能自圆其说，有意将文明静态化。没有认识到文明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同时单从地理上谈论文明，是不科学的，理应包括文明的现代含义，即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化等作为文明定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亨廷顿对文明定义有意割裂，并将其模糊化、简单化，他的八大文明说颇有牵强附会之嫌。例如，他无法划分“日本文明”的归属，干脆把日本列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特文明。殊不知所谓“日本文明”实际上是东方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代表了所有非西方文明的前进方向：文化上保持自己特色（非西化）的现代化。
“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欠缺是亨廷顿对事实解释采用双重标准。例如，他根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贸易就断言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如果亨廷顿把军火贸易作为文明冲突的佐证的话，那么，他又如何解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这一事实呢？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是否应把美国向许多“非西方文明”国家或地区出售军火解释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合作呢?亨廷顿对此讳莫如深，因为这一事实明显与其“文明冲突论”格格不入。
参考文献：
[1]黄日涵、姚玉斐：《国际关系实用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版，第291-292页。
[2]金灿荣：《“文明冲突论”的启示意义》，《世界知识》，1995年第九期，第11-12页。
[3]王缉思：《“文明冲突”论战评述》，《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一期，第52-69页。
[4]徐国琦：《塞缪尔·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一期，第102-127页。
整理、编辑：邱文辉 刘星彤
校对：黄文嘉 刘语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