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科互济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推进
——以《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为中心
刘晓亮
文
学研究(或批评)是伴随文学创作而产生的自然现象，而且二者有时还以“合二为一”的面目呈现出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伴随古典文学的创作源远流长，且积累起丰厚的成果与经验，尤其是20世纪初至今。但在西方学术的主动侵袭及中国人的主动“稗贩”与被动接受下，古代文学的研究也经历了“裂变中传统”，在“中西交锋”、“新旧沦替”、“传统与非传统的论争中“迎拒”着时代变更所赋予它的新内容与新使命。
学术研究的推进需要研究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但这种“建构”与“创新”也充满了挑战。培植基础外，还可以引入“他者”，理论的构建除了以历史的经验作为但尤应避免“削足适履”；而方法的创新则要避免“胶柱鼓瑟”，应放宽视域。此外，学术研究的推进也需要适时地对前代成果予以辨证地总结，从而在“平章”得失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发展。20世纪初至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管是理论的构建、方法的创新还是成果的总结，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如何在既定积累的基础上“承上启下”，是当今任何一个涉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应葆有的一种“学术使命”与“学术理想，也是作为接受者的一份“学术期待。
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伟然“前后绵延十四年”的学术成果：《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以下简称《地理意象》)。这个“文青”因“高考时发挥失常，被录取到地理系”，从而走上了“研习历史文化地理”之路。其自述“研究历史文化地理不能不接触文学史料，日居月诸，发现这中间也包含着地理问题，而且颇有研究余地。于是陆续写了一些论文，大抵是借文学的酒杯，浇地理的块垒”。但正是这种“依违于文理两界，涵泳乎史地之间”的治学理念固，不仅为历史地理学科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更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理论构建与方法创新上“示以轨辙”，甚而对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也不无启示意义。
一、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互济的可能性
“学科”这一舶来品，对中国人来说早已见之如俗，然真能理解其含义且致力于学科间的互济研究，则不仅要“参透”学科之别，更要发掘其互济的可能性。考察人所习称的“跨学科研究”．有些则仅仅是不同知识间的交叉，甚至是一个学科体系内不同要素间的交互影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互济。鲁枢元在其《文学的跨界研究》出版之际曾介绍说：“学科的‘跨界研究’，又称‘学科互涉’、‘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据考证，社会科学的‘学科互涉’发轫于1926年出版的一部谈‘整体论与进化论’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渐渐波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学科的‘跨界研究’在我们国内引起重视，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了。”按照郑杰文所编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所列文学与考古学、文化学、文体学、佛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传播学、文学接受学等七个方面的跨学科研究来看，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虽仅仅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然其成果不可谓不丰厚。学术研究上的“继往”与“开来”都不仅仅是充满挑战的能力体现，更需要一种魄力和勇气。在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既定成果面前，《地理意象》一书不仅彰显了作者的能力、魄力，而且从学理依据及现实操作上，都证明了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互济的可能性。
从学理依据上来说，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即使是分科治学的今天，对于研究者来说，文史哲仍浑融一体。历史地理学从大的学科分属上来说，应属于史学，具体到张氏用以支撑《地理意象》一书学术背景之“历史文化地理”，“它要求在探讨文化变迁的同时展现其空间差异，或者说在考察文化空间差异的同时揭示其历时状况。这是由历时、文化、地理三个坐标轴构建而成的一个三维研究领域”。进而在这个“三维领域”的背景下来考察“地理意象”的环境感知、空间逻辑、生成环境与流变、生态呈现等。这些研究理论、研究方法(角度)又皆可为古代文学研究借鉴。
从现实操作层面来说，那就是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里对所提到的意象的研究，无不证明了这种互济研究的可操作性。
二、地理意象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推进作用
从整体上来说，《地理意象》所论述的四章，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理论的构建，剩下三章“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及“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则可从方法的创新上予以关照：又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然后对其展开讨论”，而第四章“则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整本书的章节布置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零碎，但明晰了其“内在理路”后，便如“醍醐灌顶”。
1．“感觉文化区”的理论借鉴意义
张氏在“结论中交代，“感觉文化区”(或日“乡土文化区”，vernacular cultural regions)这一概念来自美国，但他“做的是一个将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地理经验中进行讨论的实证工作。其中所用的‘感觉文化区’是一个其实已经‘汉化’了的概念”。他给出的定义是：“它(感觉文化区)指的是既得到区域内居民普遍认同，又得到区域外人们广泛承认的一种区域意识”。很明显，张氏在使用“感觉文化区”这个概念时，并非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以之作为实证研究的现实成果，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不无理论借鉴意义。从感知的角度来研究“唐人篇什中，往往有以幽、蓟互相指代的现象”，对于“关中”的游侠之风、言利取向，“山东”之质直尚气等，都可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比如山东，王维与杜甫的“感知”是否一样对于唐代游侠小说的文化背景探讨及其后世流变，有没有从“关中”、“山东”的角度予以关照而唐人对于环境中的方言、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声音的敏感，这些都可以从“感知”的角度来开拓文学的研究。张氏曾在前言中表达了他的这种学术期待：“希望本章(第一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地名的空间逻辑所体现的文学用法
张氏在第二章开篇提到，“地名有通常的用法……此外还有一种可谓文学的用法，如雅称、指代、影射、包举，等等”。循此地名的用法，通过地名的空间逻辑的梳理，对“江汉”和“洞庭”这两个地名作出了异乎前人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其“文学用法”，不仅推翻了诸如仇兆鳌、浦起龙等清代著名杜诗学者的既定成就，也将今人如刘开扬、詹镁、吴冠文等关于“江汉”的考证，卢前、张友鹤、周绍良等关于“洞庭”的解释做出了客观合理的辩驳，并且给古代文学研究者因自身的学科思维所限，在地名及文学背景的阐释方面提供了可资解读的借鉴意义。
张氏说：“从地名之间的空问关系，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一目了然，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
3．类型化文学意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张氏说“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是他“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触动背景乃是因为学科分殊而导致研究视角的不同，一些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开展的研究，“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但其实这些类型化的文学意象，“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因此，历史地理学与古代文学的互济带来了新的“学术碰撞”。
以“潇湘”为例，“从文学角度探讨‘潇湘’意象，虽然也不能不考量‘潇湘’作为地理实体，但目标还是其中的‘意’，如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而本书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关键是考察其中的‘象’；即，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场景感”所饱含的“意境”、隋景”，不仅给诗歌创作带来了灵感，而且也积极促进了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的创作
反观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意象”研究，比如“终南山”，日本京都大学著名汉学家川合康三有篇著名的论文终南山的变容——由盛唐到中唐，在这篇论文中，川合教授把终南山作为一处“风景”，从“时代的不同”——具体即由盛唐到中唐——来考察这一风景“改换容貌的问题”。通过盛唐诗人如唐太宗、王维、李白、祖咏到中唐诗人贾岛、刘禹锡、韩愈等对终南山的描写，来探讨盛唐到中唐诗人世界观的变化。虽川合教授亦有对终南山之地理位置的溯源，但这仅仅是作为一种史籍记载的梳理，具体在行文论述中，仍把终南山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加以考量，与张氏从“地理渊源”的角度所展开的论述相比，充分地体现出了学科分殊所导致的不同视域
此外如对“巫山神女”的生成环境、“桃花源”故事的原型的探究，都通过揭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加深了一般文学史研究者，或者历史、文化研究者限于学科壁垒而难以达到的通透解读。
并且，张氏的这种研究具有切实地可操作性，他说“黄河流域的洛神”，“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都值得开展专题探讨”。
4．环境感知的动态呈现对文学题材演进的推动
对于东晋、南朝“山水诗”、“田园诗”产生原因的探讨，可谓五花八门，积帙盈箱，但真正从地理环境角度展开分析的研究很少，而从环境感知及这种感知的动态呈现角度来探讨文学创新(文学题材的演进)的过程，张氏算树立了标帜。他以这种方法对禽言诗的探讨，不仅解决了一段学术公案，客观地辨析了钱钟书所认为的元稹《思归乐》、自居易《和<思归乐>》“从技术角度”来讲“其实够不上”，更推演出“真正的禽言诗应该从梅尧臣的四首《禽言》算起”。
张氏在本章最后自信地揭示出：“在中国文学题材的演进史上，地理经验堪称第一等重要的原动力。”而在这之前，他也曾诗意地写到：“如果说，九江是中国田园诗的摇篮，浙东是中国山水诗的圣地，那么，是北方人的眼光，是北方原有地理经验的映衬，才让他们成为摇篮和圣地。田园诗、山水诗，不折不扣地是一波地理大交流的结果。”这种从“鸟言”到“禽言”的探讨，其实理清了“文学上”“写作技法的变化”，“此后，诗人的腹笥中就多了一些生态意象，如‘不如归去’、‘山深闻鹧鸪’。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次突破性发展。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继往开来”所面临各种困境面前，张氏基于历史地理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互济所展开的四章研究，不仅从理论构建和方法创新上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将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怀着崇高学术理想的学者之于真学术的那份操守和敬意。虽说“为往圣继绝学”有过誉之嫌，但在继承先师之“遗训”上则恰切符契。
三、地理意象研究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学科的创新不等于胡来，决不是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这必须要收集充分的材料作基础，要自立原创的理论来支撑，要作好通盘的梳理成体系。在这三者之中，恐怕是能提出自己原创的理论最为重要也最难”。文学地理学这个新兴学科，虽然还年轻，但其并非“胡来”与“标新立异”。它不仅有具体明确的理论支撑、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等学科规划，并且已经积累起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若要达到“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的目标，“任重道远”，必须做好“丰富和细化实证研究”、“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研究方法”等工作。
《地理意象》的出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可给文学地理学的“既定目标提供启示意义。《地理意象》所依据的历史地理学，不仅从理论上可以“助益”文学地理“三大研究对象”的创新开展，这本书所阐明的“四个主题”也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地理学同类主题、乃至异型现象的“镜鉴”。
任何学科都有从无到有，甚至从有到无的过程，如何守住自己的这方“田地”、并且“绍继先哲”与“导夫先路”，在既定困境面前，学科间的互济，不失为一种“终南捷径。但就像本文开头所揭示的，这种“捷径”本身也充满了挑战，但若适得其所、相得益彰，不仅能促进本学科的发展，更主要的是能够做出真正的“学术”。我愿以作者在本书《结论》最后的期许作为本文的结束：
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学科分划越来越细，彼此间的隔阂也容易变得越来越深。然而学科的划分，应该只是为了训练的方便；至于做研究，则一切还须以问题为中心。特别在文科领域，但凡有一定张力的问题，就不可能局限于某单一领域。这就牵涉到学科间互济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比较合适的态度应该是涉及什么领域，就用相应的手段解决。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做出让多方面读者都感到有意思的学问。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张伟然著，中华书局10月，4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