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1年正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宋仁宗很烦,跟西夏交兵迟迟看不到捷报;辽兴宗很恼,借机敲宋的竹杠——割地和亲,却得到了三个字“不同意”;李元昊很急,和宋打仗,青盐无法出口,穷得快要当裤衩了。
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曾真实地在再现了这个时期的微妙局势,只不过将辽兴宗换成了他的儿子耶律洪基。辽兴宗一旦御驾亲征,宋王朝必将陷入两面作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倒霉蛋儿。实际上,真正使三国走向和解的,并非乔峰乔大侠,而是两位杰出的官员,一个是大宋的外交家富弼,一个是辽国的退休宰相张俭。
张俭(962-1053),北京宛平人,辽圣宗在位时参加科举,中了状元,出为云州节度使僚属,由于他生性正直诚谨,不喜虚夸矫饰,被长官誉为“一代之宝”,推荐给了辽圣宗。据说辽圣宗先前做过一个梦,梦见有四人侍奉于侧,赐他们食物每人两口,如今正好应验了张俭的名字,于是重用了他。
这个梦很容易让人想起曹操与杨修的“一人一口酥”,不太新鲜。总之,张俭由此扶摇于仕途,没几年工夫,就升任同知枢密院事。1026年,又任南院枢密使(乔峰曾做过南院大王,枢密使是其副手)。辽圣宗去世前,拜张俭为左丞相,封韩王,将太子(辽兴宗)托孤于他。
辽兴宗主政时期,辽王朝可谓“雾霾”重重,世风奢华,吏治腐败,大兴冤狱,剽悍好战,等等(见《辽史》)。作为顾命大臣,张俭面临抉择:是躺在功劳簿上睡觉,任由小皇帝胡来,还是切实地负起责任来?张俭选择了后者。
有一年都城里频发盗窃案,许多达官贵人家里也遭遇窃贼,有司严打,很快抓了八个人,说是案犯。辽兴宗闻报,下令斩首示众。没想到不久之后,却抓到了真正的案犯。这下子朝廷糗大了,原先被冤杀的八个人的亲属开始到处告状伸冤,张俭也多次提出要重新审理,还人家清白,追究当事官员的责任。问题是,最终下达执行死刑命令的是皇帝,辽兴宗气急败坏:“难道让我给他们偿命吗?”
皇帝固然不能偿命,但张俭想到了折中之法,他说:“既然知道那八个人是冤枉的,对他们的家小就该进行抚恤,大汗不妨多拿出点钱来让人家殓尸下葬,死者入土为安,生者明白了您的恩德,就不会再闹了。”辽兴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用内帑(私房钱)向死者家属赎了罪。
史料里说张俭“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一个封了王、又被皇帝加尚父衔的当朝宰相,能长期穿破旧的袍子,死磕陋俗,当然是不易的。他与辽兴宗的关系,有点像孔明与刘禅,但其清廉,却胜过孔明,如“食不重味”,即每餐一个菜;如“月俸有馀,给亲旧”,是说他家无余财。这在崇尚奢侈华丽的辽王朝官场中,显得格外难得。关于张俭的袍子,还有个有趣的故事。
在很长的一些日子里,辽兴宗都感到奇怪,为何尚父(张俭)的袍子那么破?且每次上朝下朝还总是这一件?于是就让内侍暗中用火夹穿个洞做上记号,后来果然证明他从未换过。辽兴宗就问了:“您的工资不够花吗?要不然给您涨涨?”张俭摇头说:“不,我的袍子穿30年了,舍不得换。”
为官者直言进谏的精神是可贵的,但像张俭这种委婉的讽喻,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让皇帝明白“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的道理,因此更为可贵。说起来辽兴宗不能算个好皇帝,但在张俭的辅佐下,史家说“裨益为多”,当不是虚妄之语。
1039年,宋仁宗出兵西夏,李元昊因为娶了辽兴宗的一个妹妹,所以请大舅子帮忙。此时辽宋之间已然和平了40年,辽兴宗心里痒痒的,也想乘机跟宋王朝玩点手段,提出对晋阳地区和瓦桥关南十县的领土要求,还希望宋仁宗选一位公主嫁给耶律洪基做老婆。1041年正月,王拱辰(李清照的曾外祖)在宋仁宗的授意下,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国书答复辽兴宗,大意是:想割地,没门儿;想要钱,可以商量;想和亲,那就不给钱;如果说服李元昊归顺大宋,可以给二十万,否则就只有十万,您瞧着办。
辽兴宗气得够呛,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张俭已经退休,按惯例,皇帝到臣子家,御膳房得派人先行准备膳食,此举被张俭婉拒,他仅给皇帝准备了一碗葵羹汤饭。葵,即葵菹,古代的一种蔬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菜汤泡饭,辽兴宗居然吃得津津有味。看来大鱼大肉吃多了,换换粗茶淡饭,也是一种享受。饭后,辽兴宗说宋朝如何如何不恭敬,想亲自上前线,张俭说这种事儿找个使者过来问问即可,何必劳驾皇上远征。一碗汤饭,让皇帝心情倍儿爽;一次劝谏,化刀兵于无形。就为官而言,张俭身上的闪光点确乎不少,毕生廉洁自不在话下,能够“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心系社稷,造福百姓,这种实干精神与实干意识,当得起一代贤相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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