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的上海人，来自苏、浙两地，吴语普及，文化圈、影圈尽是阿拉侬，勿会上海闲话，要吃大亏。
邵氏父子电影公司老板邵醉翁，一口宁波上海话，懂者不多。我随父亲往诣于旺角邵氏大厦，必飨以雀巢巧克力，临别，又将其余巧克力塞进我工人裤子袋：“来，小阿弟，多吃块糖，甜甜心！”于是小阿弟从此忘不了老阿哥。邵氏父子其后渐不敌星洲电懋，醉翁急召其六弟邵逸夫自新加坡来救亡。卸下“父子”，换上“兄弟”，金漆招牌，光芒万丈。先在清水湾买地，造片场、筑影城，力压釜山道永华片场气焰；继而大抛银弹，尽揽巨星，林黛、李丽华、乐蒂、杜娟、凌波、陈厚、张冲………粒粒皆星，钻石钻石，亮晶晶，耀得人眼睛睁不开。这些男女明星，大都是地道上海人，上海话刮立松脆，六老板好沟通，自然得欢心。上海话讲勿来，对弗起，别说主角没份儿，配角也挨不到。
编剧部的上海文人亦多，易文、董千里、程刚、陈蝶衣，加上朱旭华夫子，哟，上海人世界！难怪有人抱怨：“勿懂上海话，千万别去敲邵氏门，要触霉头哉！”六十年代后，邵氏编剧是倪匡一个人独大。倪匡，上海人，上海话顶呱呱，六老板最喜他，大凡有故事要开拍电影，六老板号令一句“蛮好蛮好，叫小倪匡去写！”于是，十之八九的剧本，古装、时装，几都出自倪匡之手。一剧两万（港元），这笔账，弗得了哦！好过做银行行长。新人想踏进门槛，不容易。我运道好，打破成规，七十年代为邵氏编了个《鹿鼎记》，剧本写得麻麻地，经前辈司徒安一改，灿然生辉。邵氏规矩，剧本分三期支付，一二期，No Problem（没问题），尾期，拖拖拉拉，钱难收。只有倪匡例外，一手交剧本，一手收现钞，支票不要。我这个小上海，有幸是大总管禧哥小友，尾期遂手到钱来。
七十年代中期，我为大导张彻写剧本《五毒忍遁》，价钱已是一万港元，等同如今十万港元。仅写一稿，修改由张大导负责，真乃轻松。许多人以为张彻来自台湾，因为写过《高山青》，实则是地道上海青浦人士。这位大哥在香港泡了几十年，广东话跟倪匡、金庸不相伯仲，广东人听不懂，上海人更不知道他们在讲啥，大抵也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可在他们心中，这就是最纯正的广东话，听不懂嘛，是广东佬蠢！有一回，他们三个人跟一个广东佬打沙蟹，为求沟通融合，全场广东话，以为广东汉佬会领情，岂料方打了两圈，广东佬忽地举手抗议，宁可叫他们讲回上海话，为啥？广东佬说：“你们的广东话，我听不懂，敢请三位兄台还是说回上海话吧！”旁边的人皆捧腹。三位大好佬的广东话，远离水平，非驴非马，听得广东人一头烟，尤其是倪匡说话，快如机关枪，吧嗒吧嗒扫过来，广东佬侧着头问：“倪老哥，你啱啱讲乜？（你刚才说啥？）”
南下文人广东话多讲不好，夜游专家过来人，小块头，素以老香港自居，说话喜欢沪、粤交杂，一见到广东人总爱炫耀他的“标准”广东话。有一回到茶餐厅喝咖啡，坐下，召侍者过来：“大佬，唔该你把新闻纸攞来！”侍者OK一声，不旋踵递来一碟三文治。过来人眉头一皱：“我冇叫过三文治呀！”侍者大窘：“老细，明明叫三文治喎，点解唔认数？”过来人一想，恍然，指着一边的报纸架，一字一句读出：“新——闻——纸！”广东话不正，闹出笑话。又有一回，过来人到一家酒家搓搓麻将，三缺一，就吩咐酒楼经理代找一只脚来，经理听了，面面相觑，似有难言之隐。过来人是老主顾，得罪不得，只好唯唯否否转头去找，边走边嘀咕：“黑墨墨，去边处搵只着雀嚟呀！”原来过来人把“脚”念成“雀”，这让经理好生为难，幸好同桌有广东佬，立予阐释——“过老板叫你搵只脚，唔系要雀仔！”满堂哄笑，不在话下。
上海文人入香港报界讨生活，入乡随俗，不免要讲广东话，来时年纪已老，舌头打结，弯不转，音不纯，就易有上述过老板的笑话。鸡同鸭讲，错误百出，也不必苛求，只要稍能沟通便无妨。文人单身，生活苦闷，自然想求淑女，正如粤讴所唱——“求淑女，大众喜欢乐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省女人少，将就一点儿，好跟广东人和亲。陈蝶衣南来数十年，只讲他的上海广东话，却讨了广东老婆，以前，鸡同鸭讲，后来渐渐变成鸡同鸡讲，日月星辰，时光把广东老婆同化，一代词圣蝶老终为阿拉上海人争回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