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已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通过对浪漫主义诗人的深刻研究，布鲁姆提出了他对诗人和前驱诗人之间关系的核心观点。他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前驱作品的强力误读，他的这一理论对文学批评和后结构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这本书仍然是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
最近我们出版了这本学术经典，收录在“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今天推荐这本书的译者序言，作者徐文博。
【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978-7-300-26822-4
39.00元
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曾与耶鲁大学另外三位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在1979年合作出版了《解构与批评》一书，人称“耶鲁四人”。
布鲁姆生于1930年，年逾古稀仍执教耶鲁，且笔耕不辍。布鲁姆著作等身，但他在西方（乃至中国）文学界产生影响最大者当推其早期代表作《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1973年），以及在本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诗的误读”的四部曲，即《影响的焦虑》、《误读之图》（A Map of Misprision，1975年）、《神秘哲学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1975年）、《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1976年）。至于布鲁姆的后期著作，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他依据个人观点对欧美文学传统所做的一个历史小结：《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1994年）。
1973年《影响的焦虑》付梓时，布鲁姆43岁，正值书生意气风发、不惧推陈立新之人生阶段。他在书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结合尼采的超人意志论和保罗·德·曼的文本误读说，通过对传统影响的焦虑感的阐发，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诗的误读”理论，名之为“逆反批评”（Antithetic Criticism），即批评界所谓的布氏“诗的影响论”，亦称“误读理论”或“焦虑法则”。此书一出，影响甚大，引起欧美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布鲁姆用“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在随后的论著里，特别在“诗的误读”四部曲的后续三部里，布鲁姆对自己的诗论不断丰富和修正，最终形成“二十年来最大胆最有创见的一套文学理论”。
布鲁姆对“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反映了诗人对传统影响扼杀新人独创空间的焦虑情结，显示出敢于同传统决裂的气概。布鲁姆的理论聚焦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共时性的具体的诗作，而对所论及的不同诗人的作品的历时性侧面则有意识地轻描淡写。布鲁姆诗论中所谓的“修正”及“逆反”，从本质上分析，实际上就是“迟来者诗人”有意回避——从而削弱或消解——“前驱诗人”（即传统）对其诗作之影响的各种广义的修辞技巧。布鲁姆运用了现代心理分析学的“误释”（misprision）和“逆反”（antithetic）等概念，把一首首具体的诗歌作品从历史和传统背景的框架中分离出来，让它们自在于历时性的瓜葛和共时性的羁绊之外，以一篇篇天马行空式的独立文本的身份，来经受本书开列的六种“修正比”的检验和审视。
布鲁姆的“诗的误读”理论的客体仅限于启蒙运动之后的英美主要诗人，即本书所谓的“强者诗人”（strong poet）。他把1740年以降直至当代的英美诗歌传统均划入他的诗学上的“浪漫主义”阶段。在这一基本时间架构里，他着力研究各个强者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布鲁姆认为，在这一广义的浪漫主义阶段，弥尔顿和惠特曼（加上爱默生）分别是英美两国诗歌传统的影响源头。对于以弥尔顿和惠特曼为代表的诗歌传统，“迟来者诗人”处于一种甚为尴尬的境地——总是处于传统影响的阴影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阴影，使自己的诗作“显得”并未受到前人的影响，从而足以跻身强者诗人之列呢？由此形成了“影响的焦虑”，即对传统影响的心理焦虑，或由于传统影响而产生的焦虑感。布鲁姆从互文性视角阐述了这种焦虑的起因，并以“误释”和“逆反”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超越“影响的焦虑”的不二法门——解构式修正。
根据布鲁姆的理论，“诗的传统—诗的影响—新诗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的前驱者的结果。时至今日，诗歌的各种主题和技巧都已经被千百年来的大诗人们使用殆尽。因此，当代诗人难以使用正常的手段去光明正大地超越前辈巨擘的成就。然而，既然我们对前人诗歌的理解基本上是人云亦云，是前人千百次“误读”的结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方式去“误读”和“修正”我们的前人，亦即贬低我们的前人，从而树立我们自己的风格与之抗衡呢？
对于诗的传统和传统诗人，布鲁姆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渴望跻身强者诗人之列的当代诗人——新人（ephebe）——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他面对着诗的传统——他之前的所有强者诗人——这一咄咄逼人的父亲形象，两者的关系是绝对的对立，是后者对前者的绝对的压迫。传统企图压倒和毁灭新人，阻止其树立起自己的“强者诗人”的地位。而新人则试图用各种有意和无意的对前人诗作的“误读”，达到贬低和否定传统价值的目的。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围绕着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英美主要诗人。如上所述，布鲁姆把自启蒙运动迄今的整个时代都划进“浪漫主义”的范畴。其间，华兹华斯以其独特的浪漫主义诗歌取得了足以与弥尔顿分庭抗礼的地位，从弥尔顿的阴影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代最杰出的强者诗人。与此同时，惠特曼则以美国式的浪漫主义——超验主义的手法独树一帜。布鲁姆武断地认为：在弥尔顿之前，前驱诗人对迟来者诗人的影响是健康的、慷慨的，并不使迟来者诗人感到焦虑。但是，进入浪漫主义时代以后，诗歌完全脱离了文艺复兴的轨道，染上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意识（subjective），前驱诗人的影响变成某种使后人无法摆脱的焦虑。这里，布鲁姆竭力抛开历时性束缚，他进行的是一种超越历史和时间的纯文本性比较。对于这种纯文本性比较，迟来者诗人和前驱诗人的作品实际上都不是独创的或独立的“诗”，它们只是各种前人的“诗”的文本的交叉体现（intertextuality）。
为了形象地描述诗的影响与焦虑感的内在联系，布鲁姆借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强者诗人之“自我”（ego）的形成是一个无意识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前驱诗人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存在于迟来者诗人的“本我”（id）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之父子相争关系。其结果是，在迟来者诗人的心理上形成了对影响的焦虑的第一情结（primal fixation of influence）：由于诗歌的主题和技巧早已被千百年来的前驱诗人发掘殆尽，因而迟来者诗人要想崭露头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前人的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我”身上加以强化，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因为巧合而在模仿“我”。布鲁姆在本书中首创的——并以主要篇幅加以阐述的——六种“修正比”实质上就是六种削弱前人、壮大新人的技巧。在这里，“修正”一词带有“重新审视”、“否定”甚至“推翻”的含义。
布鲁姆认为，在迟来者诗人的潜意识里，前驱诗人是一种权威和“优先”（priority）——首先是历时性层面上的优先，是一个爱和竞争的复合体。以此为发轫点，迟来者诗人在步入诗歌王国的一刹那就开始忍受“第一压抑感”（primal repression）。他无可避免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受到前驱诗人的同化，他的个性遭受着缓慢的消融。为了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阴影，迟来者诗人就必须极力挣扎，竭尽全力地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争取自己的诗作在诗歌历史上的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敢于争取永存的“意志力”（will to divination），迟来者诗人就谈不上取得成功，就不可能成长为强者诗人。于是，在压抑感里迸发出一种进行“修正”运作的动力，使得迟来者诗人能够顶住前驱和传统的强大影响，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胜利。18世纪以来的大诗人——强者诗人——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下，而当代的英美诗人则生活在这些与弥尔顿进行殊死搏斗后站稳了脚跟的诗坛巨擘的阴影里。这些诗坛巨擘包括英国的布莱克、华兹华斯、济慈，美国的爱默生、惠特曼和史蒂文斯。当代诗人当然是“迟来者诗人”，他们必须敢于跟上述诗坛巨擘——新一代强者诗人——做殊死的抗争，对其进行“修正”，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布鲁姆为他们设计了六种“修正”的手法，即六种 “修正比”：
1.“克里纳门”（Clinamen），意为诗的误读或者有意误读；
2.“苔瑟拉”（Tessera），意为“续完和对偶”，即有针对性地对前驱诗的续完；
3.“克诺西斯”（Kenosis），意为“重复和不连续”，即打碎与前驱的连续运动；
4.“魔鬼化”（Daemonization）或“逆崇高”（TheCounterSub-lime），意为朝着个性化方向的“逆崇高”运动，是对前驱之“崇高”的反动；
5.“阿斯克西斯”（Askesis），旨在达到孤独之自我净化；
6.“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意为“死者的回归”，到了最后一个“修正”境界，迟来者诗人的成就似乎可以使前驱诗人退居次席。
在写作风格层面审视布鲁姆的文学批评著作，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作者本人对影响的焦虑。为了与前人的文学理论（以及当代其他文论家的多元理论体系）一争高低，布鲁姆十年磨剑，铸就“诗的误读”四部曲，首创厚今薄古的六种“修正比”。从总体上看，他的理论体系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富有时代的挑战性，敢于否定前人。出于对“影响”的焦虑，他有意识地使用许多深奥的象征性意象，下了功夫从东西方的文化故纸堆里发掘出相当数量的意义晦涩的术语。同时，在西方学术界，布鲁姆是罕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冒着被人指责为“剽窃”的风险，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不提供“参考书目”和“注释”的学者。在本书中，他仅仅在英文版版权页上以很小的字标示出书中引用的若干诗句的出处（见本书中文增订版说明）——且只给书名，并未标明页码。到了后期作品，如《西方正典》里，则不但没有参考书目和注释，连版权页上那一点敷衍了事的交代也不再提供了。布鲁姆这样有意识地采用晦涩的文风，且在主旨甚为深奥的学术著作中不提供注解和参考书目，必然大大提高了理解的难度，使得不少研究者望而却步。至于他的这种手法有没有成功地摆脱“影响的焦虑”，答案只能见仁见智了。
此外，有必要强调一点：布鲁姆虽然自称其“误读”理论是一种“实用的辩证诗学”，但是他在本书初版时尚未跳脱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窠臼。在当时，他也许还不敢触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人莎士比亚，也许他还未准备好对莎士比亚及其原创性做深入思考，所以，在其自诩的“辩证的诗学”里，我们看到，他静止地为其适用范围画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不适用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诗歌。他当时认为，莎士比亚是英语诗歌的完美典型，莎士比亚的时代是巨人的时代，不存在能够对他产生“影响”、足以使他“焦虑”的前驱诗人。这种辩解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也有待进一步更正或再阐释。
本书问世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文论界对其争论激烈，褒贬不一。一本书的成功也莫过于此。上述在莎士比亚问题上的自闭做法，就布鲁姆而言，初版时仅仅是一带而过，只用了区区一小段文字。但客观上它成了本书的一个硬伤，也成了布鲁姆的一块心病。为此，当本书1997年在美国再版时，布鲁姆专门写了一篇长达37页（英文版）的前言。在这篇再版前言里，布鲁姆承认了在莎士比亚问题上的草率。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比较详细地论述了马洛作为莎士比亚的主要前驱对莎士比亚施加的影响、莎士比亚所承受的“影响的焦虑”和他最终以压倒性的胜利彻底摆脱了马洛的影响，从而达成“诗的影响迄今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这篇再版前言可以视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看作一篇独立的论文。布鲁姆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界的泰斗人物，能够放下身架，做出一个认错检讨的姿态，确属难能可贵。令人联想起尤金·奈达在耄耋之年勇于否定自己以毕生之力树立起来的“翻译是科学”的理论。这种对学术的严谨的勇气值得国内学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