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冕服制度的建立与明朝赐服息息相关；李成桂开国后由于并未正式得到明代册封，冕服则因袭明太祖所赐王氏高丽代冠服，1402年明廷对李氏朝鲜进行了首次冕服赐与活动，此后终明一代对李氏朝鲜的冕服赐与凡十数次，其中“永乐元年赐”冠服制度奠定了李氏朝鲜日后冕服制度形成的基础；明亡后，赐服终断，冕服虽经国俗化，但“永乐元年赐”冕服制度影响依然深远。大韩帝国建立后，虽效《大明会典》编纂《大韩礼典》，但冕服的实际使用中仍是以国俗化的“永乐元年赐”冕服制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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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赐与：以九章服为中心的冕服赐与
1370年（洪武3年）5月明朝对朝鲜半岛上的王氏高丽政权进行了冕服颁赐：“太祖高皇帝赐冕服；圭九寸；冕，青珠，九旒；青衣，纁裳，九章；画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在衣, 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白纱中单, 黼领，青缘袖襕；蔽膝, 纁色, 绣火、山二章；革带, 金钩䚢；玉佩.；赤白缥绿四彩绶, 小绶二，间施金环；大带, 表里白罗红绿；白襪，赤履。奉祀朝觐之服也。” 此次赐服基本忠于洪武元年所创诸王衮冕服制（明《太祖高皇帝实录》洪武元年（1368年）11月27日“今拟诸王受册，助祭，谒庙，元旦，冬至，圣节朝贺，加元服，纳妃，服衮冕九章。冕用五采玉珠，九旒，红组缨，青纩充耳，金簮导；圭长九寸二分五厘；衮服青衣，五章，画山、龙、华虫、火、宗彝；纁裳，四章，绣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黼领青缘；蔽膝纁色，绣火、山二章；革帶，金鉤䚢；玉佩；绶，五采，赤、白、玄、缥、绿，纯青质三百二十首；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大带表里白罗，朱绿缘；白韈；朱履。”） ，但细微之处又有不同。《高丽史》所言“青珠九旒”与“五采珠玉九旒”的制度相左，此“青珠”应释为玉瑱充耳，而非旒彩。洪武元年的诸王服制基于皇太子九章冕服服制 改“玄衣”为“青衣”，改绶“纯赤质”为“纯青质”；对照《高丽史》中所赐九章冕服 “赤白缥绿四彩绶”、“ 间施金环”的记载，则与洪武元年诸王服制有差，当然，由于《高丽史》所载赐服制度尚属孤例，加之洪武3年9月成书的《大明集礼》中“诸王冠服”也未对诸王所服绶做详尽说明，故而实际的施行情况无法妄下断言。
1392年7月17日李成桂即位于寿昌宮，至是李氏朝鲜开国。1395年（洪武28年）李成桂“服冕服, 亲祼酌献”这也是冕服首次出现在《朝鲜实录》的记载；但李成桂并未得到明朝的正式册封，锡赐衮冕也无从谈起，直至1402年明朝方对李氏朝鲜进行了首次赐服。未赐冕服期间，李氏朝鲜“因高丽之旧而用之耳”：翻看《朝鲜实录》可知，王氏高丽蒙赐的冠服至迟留存至朝鲜世宗代 ；同时，李氏朝鲜对胜朝所蒙锡远游冠服 “累次改造”的记载，亦可从侧面说明未赐服时，朝鲜因袭旧制，沿用前代衣冠；故而，冕服之制沿用洪武元年定制也应无虞。
李氏朝鲜国初未得赐服时所用衮冕《朝鲜实录》中并未对其制度做任何记载，只以冕服、衮冕等词代言。幸而，我们可通过《岐阳世家》中陇西王李贞、岐阳王李文忠父子画像对洪武初年衮冕服制窥探一二。画中二人身着九旒九章青衣冕服，章纹排布从“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之意，两肩各龙一，山、华虫、火、宗彝各一于袖缘，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火、山二章于蔽膝；画像写实，与洪武初年冕服制度相符；又查，李氏父子郡王爵位系死后追封，画中二人身着九章冕服这也可佐证洪武初年亲、郡王衮冕服皆冠以诸王冠服，以九章为冕服的史实。故而，李氏朝鲜国初未得赐服时衮冕服制应与《岐阳世家》中所绘冕服大体相当。
《岐阳世家》中 陇西王李贞、岐阳王李文忠画像,国家博物馆藏
1402年建文帝“惟《春秋》之义，远人能自近于中国则中国之”特赐朝鲜国王九章亲王衮冕；这也是明代对李氏朝鲜政权的首次正式赐服。此时明代冕服制度经过调整，亲、郡王服制进一步细化，以示有差，建文帝锡九章之服于朝鲜，则示恩笼络之意更深，故而敕书才会特意著明“朝鲜本郡王爵, 宜赐以五章或七章服 ”。但由于建文在位时间短暂，又忙于削藩，调整服制的可能性极低。
1403年燕王朱棣“靖难”登极，改元永乐；同年10月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朝鲜《世宗实录·五礼》、《国朝五礼仪》等书皆以图文形式记载了此次赐予的衮冕形制。同时，后世朝鲜冕服制度皆援引此次赐与冕服，虽国俗化后冕服有所改制，但此次赐服仍为主要依据。
关于李氏朝鲜相关史料记载的永乐元年所赐冕服有三点问题需要说明：
其一，朝鲜《世宗实录·五礼》（以下简称“世宗五礼”）、《国朝五礼仪》皆言“永乐元年赐与之制”却与《大明会典》（万历本）的亲王冕服“永乐三年定”内容吻合。又查《明太宗实录》永乐3年（1405年）10月记载；所谓“永乐三年制”实为洪武24年（1391年）所定帝后诸王冠服、仪仗制度 （为方便论述，下文仍以“永乐三年制”代称）。
朝鲜《世宗实录·五礼·吉礼序例·冠冕图》中“殿下冕服”（依永乐元年赐与)
其二，“世宗五礼”、《国朝五礼仪》所述赐服服制并不完全来自明代制度（表1）。朝鲜世宗命集贤殿儒臣“悉仿《杜氏通典》，旁采群书，兼用中朝《诸司职掌》洪武礼制，东国 《今古详定礼》等书，参酌损益”编纂“世宗五礼”；由于所依典籍来源较多，此时的冕服制度也并未完全遵从“永乐三年制”，对比可知，“世宗五礼”所述赐服仍以“上绘下绣 ”描述冕服章纹，较之此时明代制度中的“织成”则更为泥古。后因“章条浩繁，前后乖舛”；朝鲜世祖代“依世宗朝所定五礼仪，考古证今”详定礼典，历经三朝，终于朝鲜成宗5年（1474年）《国朝五礼仪》成书；此时距永乐元年相去七十年有余。书中所载冕服章纹仍依“上绘下绣”，服色由青质改为玄色；冕冠“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綖板成“前俛后仰”形态，冕冠前低后高的记载既不见于明代礼制，又与明代冕冠实物不符（图3），而冕冠的这种形态实则来自高丽毅宗代所定冕服服制 ；同时，服制其他部分也能看出受高丽代冕服制度的诸多影响。
鲁荒王墓出土九旒冕，山东省博物馆藏
再次，李氏朝鲜以是否加戴方心曲领来区分冕服用途，无方心曲领则为朝服，反之为祭服。明代冕服并无方心曲领（明初只用于通天冠服），所以赐与的冕服也不包含此项；《国朝五礼仪》所载冕服收录于吉礼卷，用于祭享，属祭服，故而泥古的加入了方心曲领；而年代稍早的“世宗五礼”殿下冕服章节并未收录方心曲领，只见于臣下服制；朝鲜礼制的冕服加戴方心曲领的原因很大可能出于君臣对等的考量。
《大明会典》、朝鲜《世宗实录》、“世宗五礼”及《国朝五礼仪》冕服制度对比
“永乐三年制”的冕服形象，我们可通过《释迦诞生图》了解。此画传为庆祝燕山君（1476年-1506年）出生所绘，画中净饭王玄衣、纁裳，所着十二章服即“永乐三年制”，画中净饭王虽名曰王，但依然身着皇帝十二章冕服，以示敬崇之意；较之十二章服，九章服冕冠九旒，衮服青质，两肩无日、月，背后无星辰，其余并无太大差异。当然，画中所绘冕服，大带及朱组悬系的方式又与明代存在细微不同，似可视为此时朝鲜冕服真实的穿戴方式。
释迦诞生图》局部，日本本岳寺藏
特别说明的是，朝鲜世子实为郡王长子爵位，一段时间内，冠服制度皆为梁冠之制（秩比明代郡王长子）。至景泰元年（1450年）推恩朝鲜世子，颁赐七章冕服 ，至此朝鲜世子服制方升为亲王世子待遇；而景泰元年所锡七章冕服其色深青，在《国朝五礼仪》所述“王世子冕服”服色同样也被改为玄色。此外，由于“永乐三年制”冕服无革带，日后的冕服赐与也并未包括革带，时至朝鲜仁祖代，朝鲜群臣发现 “中国诸侯王冕服，皆着品带”故而“依中朝诸侯王例”于崇祯元年（1628年）冬至望阙礼为始于，冕服加佩玉带 。
二、国俗改造：以“永乐三年制”为中心的冕服国俗化
一般认为明亡后，清朝便终止了对李氏朝鲜的赐与冕服活动，而清顺治6年（1649年）册朝鲜王世子李淏为国王时，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及朝鲜《承政院日记》中皆出现了“赐尔及王妃诰命、冕服、彩币”的记载 。由于清初存在因袭明朝旧例的现象存在，加之大内尚存大量明代匹料，对于史料中提及的赐服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的存在，当然此次冕服赐与的记载也是《清实录》中唯一一次。顺治9年（1652年），以《服色肩舆条例》终结了汉式冠冕。 赐服断绝后，李氏朝鲜冕服制度的国俗化正式开始。
赐服断绝后，朝鲜冕服仍以《国朝五礼仪》所载“永乐三年制”衮冕制度为重要依据，但实行情况并不如法。朝鲜肃宗39年（17）对时御衮冕进行厘正，以求与《大明会典》、《国朝五礼仪》礼制相符。朝鲜英祖（1743年）改定冕服之制，儒臣“考《大明会典》衮衣之制, 长不掩裳”而时御冕服则“隐于玄衣之中”，英祖遂下教曰“更其制，杀其长, 以表上玄下纁之意”。不难发现，朝鲜所援服制为“嘉靖八年定”，嘉靖改制的玄衣“长不掩裳之六章 ”而英祖代的厘正仅“使裳之画黼, 表见于外” 。当然，前文所述朝鲜仁祖代冕服加佩革带及肃宗代的服制厘正都参考了嘉靖改定的冕服制度，但直至肃宗代朝鲜冕服的佩玉、后绶、蔽膝仍附于大带，并未如嘉靖改定的佩绶、蔽膝挂于革带之制；后绶也于1746年“禁纹令”颁行后由红花锦改为赤、青、玄、缥、绿（《尚方定例》记作大红、蓝、鸦青、玉色、深草绿）五色无纹乡织缎，其制已高于“永乐三年制”亲王冕服绶四彩的定例。同时，翻阅1752年成书的《尚方定例》中冕服规例也可发现，朝鲜英祖代改冕冠玄紞为紫的；改青玉充耳为白玉，改青玉圭为白玉圭，并将玉衡细化为白玉梁（此三者王世子冕服仍以青玉为之）；此外，朝鲜英祖代秩比明代郡王服制详定王世孙冕服制度 ，但其五章冕服又与明代郡王服制存在差异：朝鲜王世孙冕服玄色“藻一于衣左右肩”、“ 藻二、宗彝三、粉米三于左右袂端”，明代郡王则为青衣“粉米一在肩，其二并藻、宗彝各三在两袖”。
朝鲜翼宗（孝明世子）冕服本御真，韩国国立古宮博物馆藏
朝鲜肃宗代、英祖代的冕服国俗改制仅见于文字记载，朝鲜翼宗（孝明世子）御真及朝鲜高宗九章服两袭为我们了解李氏朝鲜后期冕服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实物支持。翼宗御真为世子时所绘，故而为七章服祭服本（加佩方心曲领为祭服，反之为朝服），画中冕服制度基本忠于“永乐三年制”，其冠成“前俛后仰”之势，朱组系于颔下，有别于明代的朱组虚悬，紫紞、青玉充耳、玉衡与《尚方定例》制同；余部与朝鲜后期国俗化冕服制度相符，故不做赘言。特别说明的是，前文所述《尚方定例》中对后绶及佩玉绶带所载色质在此画中也得到了印证：李氏朝鲜后期所谓鸦青即比附玄色；冕服也恰在这一时期被各《衣襨件记》表述为鸦青色（关于鸦青的定义，李氏朝鲜各时期存在不同，如李成桂画像常服服色也被记为鸦青）。现存的高宗九章冕服两袭，一为银条纱质，一为甲纱质，两袭衮服基本忠实于“永乐三年制”，但其中单蓝质明显不同于典制中色白的记载（《尚方定例》所叙中单之制虽有白熟绡为之的记载，但真实情况未知），而在宫内各种件记中，相当时间内中单往往被表述为日蓝色青衫，由此可见高宗两袭冕服中单质蓝并不是孤例。蓝质中单也被用于朝鲜后期的远游冠（即明代皮弁）服体系取代原制，《衣襨件记》中不乏“多红鳞楪纹纱绛纱袍，日蓝鳞楪纹纱青衫”的记载。究其原因，朝鲜后期存在以氅衣代替中单的现象 ， 。加之朝鲜正祖代又禁白氅，以氅衣尚青为规例。同时现存大量朝服画像及朝服实物，中单青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考虑到李氏朝鲜冠服制度存在大量上下对等的实例，故而高宗冕服中单青质也尚在制内。
朝鲜高宗九章服衣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朝鲜高宗九章服中单，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朝鲜高宗九章服衣面，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三、大韩帝国：明制与国俗冕服的融合
1897年朝鲜高宗“告祀天地,即皇帝位；定国号曰‘大韩’, 建元光武”冕服制度升至皇帝十二章服等级。朝鲜高宗登极所御冕服已无从可考，现存《大韩礼典》所述衮冕制度为光武元年后编纂。书中冕服制度“取《大明会典》所载制度者为多 ”。翻阅《大韩礼典》可发现书中冕服图说来源并非单一引自《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三才图会》及《大韩礼典》冕服图例对比
对比可知，《大韩礼典》中冕服图说部分内容来自《三才图会》，所述冕服制度也并未完全遵照《大明会典》（万历本）关于“嘉靖八年定”冕服定例的图示及记载：其一，《大明会典》所载“嘉靖八年定”裳黄色的成例并未被《大韩礼典》采纳，而以纁色裳代之；同时，《大韩礼典》虽言裳“凡绣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但图示实为《三才图会》纁裳图例，实际使用时则依然遵照国俗成例。其二，《大韩礼典》将革带、绶、蔽膝、佩玉分而述之，若以翼宗御真及《都监仪轨》来看，国俗后至大韩帝国时期，佩玉、后绶及蔽膝仍以金钩的形式挂于大带之上，明显有别于“嘉靖八年定”冕服佩、绶、蔽膝系于革带；其三，“嘉靖八年定”佩玉佩带因袭自“永乐三年制”之规定，《大韩礼典》佩玉并无佩带，实则援自《三才图会》，但现实中仍以乡织锦衣缎为佩带。其四，嘉靖改制后冕冠綎板“长二尺四寸，广二尺二寸”，但由大韩帝国纯宗皇帝旧照可知，实际使用中的冕冠并未遵循的嘉靖定例，而是沿用李氏朝鲜“广八寸，长尺六寸”的冕冠成例；此外，纁裳隐于衣，也并未做到“不掩裳之六章”；冕服加戴方心曲领等等，以上几点皆是遵循《国朝五礼仪》之定制。同时与朝鲜翼宗御真对比可知，赤舄、赤襪等物及革带与佩、绶、蔽膝的佩挂方式实则是承自国俗化的冕服制度。由此不难发现，大韩帝国现实中所采用的冕服制度其实是基于对国俗化的《国朝五礼仪》“永乐元年赐”冕服制度为中心的九章衮冕服制的升格改造。
大韩帝国纯宗皇帝旧照冕冠局部
四、结论
李氏朝鲜的冕服制度的形成与明代对其的赐服活动密切相关，其中又以永乐元年所赐定例最为重要，终李氏朝鲜及大韩帝国一代，“永乐元年赐”可谓影响之深远。以此次赐服为中心，李氏朝鲜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冕服制度；《国朝五礼仪》的成书标志着“永乐三年制”（即“永乐元年赐”之定例，详见上文）冕服体系正式成为朝鲜国王法服的重要依据。仁祖代冕服加配革带，实质上也是基于“永乐三年制”而进行的一次细部调整，整体并未偏离礼制。入清后，李氏朝鲜冕服制度虽经数次国俗改造，但仍未偏离“永乐三年制”的基础。同时，此时冕服虽经国俗，各类《仪轨》所载冕服制度仍援引《国朝五礼仪》所载“永乐元年赐”之定例；而所谓的国俗，实质是礼制与现实的权宜平衡。1897年朝鲜高宗改元称帝后，虽效《大明会典》编纂大韩帝国冕服制度，但书中礼制并未完全遵循《大明会典》所载冕服制度；同时，实际操作中冕服制度仍以《国朝五礼仪》及历代国俗凡例为基础，大韩帝国冕服制度虽对明代礼制有所损益，但“永乐三年制”对其影响依然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