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人 画
中国传统绘画重要风格流派。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和中国画家陈师曾对文人画的艺术特点、画家的身份及历史渊源又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陈师曾的关于文人画特质的论述,即“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空善”的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沿革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早在两晋时代,一些画家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诸如王□的“画乃吾自画”思想,宗炳的“畅神”说,王微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等,都应看作是文人画的滥觞。到了唐代,王维隐居辋川以后,体现着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水墨画,具有了更鲜明的文人画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画创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笔墨情韵,又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到了北宋,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为文人画广为张目,影响所及,使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但文人画的鼎盛期是在元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和逃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赵孟頫、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更多的画家则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史称“四君子”)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延至明代,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篱绊,开创了新局面。文人画又经赵之谦、吴昌硕影响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
特征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征,又决定了文人画在题材选取上有趋同倾向,即山水、花鸟、尤其梅兰竹菊等成为传统的表现题材。相对来讲题材是比较狭窄的,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题款在创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题、丰富意蕴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题材,通过具有不同含意的题款,可以揭示出每个画家(或同一个画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创作用心和艺术追求。
文人画综述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菜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
南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大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等,他们在王维的文人画派基础上,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其水墨技巧。邓春的“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已将“文”与“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系统的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在以后的发展上启到了深远的影响。此时,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又使文人画向更成熟迈进了一步。
进入到元代,文人画进入兴盛时期。元统治者重武轻文,导致更多的文人从事绘画。最著名的文人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即后世所说的“元四家”。他们的画多表现“隐居”“高隐”“小隐”“渔隐”,以“出世成仙”的态度表达一种士大夫阶层的孤傲、空虚的情感。艺术上提倡“高雅”、“平淡天真”、“天真幽淡”,理论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等。这一时期诗文印信也逐步正式进入画面。不但成为布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更直接地抒发作者的心声。诗、书、画、印始成一体,诗画相联,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情贯注于画意之中相辅相成,这也标志这文人画形式的完善。
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直到明代中后期身为理论家、画家的董其昌根据苏轼的“士人画”理论进一步提出画分南北宗和文人画理论,文人画的名字也正式被提出和使用。同时,作为南宗的文人画地位得到确立乃至成为中国绘画观念的最高认识。
清代到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间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籍,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零”, “零”既是白既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似 “此时无声胜有声”。 文人画重书,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
这些在绘画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强烈的主观意识,都是文人画的精髓。
宋
苏轼的“墨戏”
苏东坡天才横溢,神完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
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注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
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是显然有别。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
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
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若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
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米芾“米氏山水”
米氏云山
米芾(1051—1108),初名黻,字元章,至元佑六年(1091)开始用芾名,自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淮阴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等。世居太原,迁居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而卒,故《宋史》本传称吴人,徽宗时为书画博士,后任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
米芾绘画上的成就主要还是在山水画上。他不喜欢作危峰峻岭的北方山水,却情有独钟地作江南的山山水水。虽然他的画作已经看不到,但我们可以从其子米友仁的传世作品中领略到米氏云山独特的神韵。米氏云山的画法是用大小错落的横点点饰出山的形状,上密下疏,上浓下淡,点与点之间自然随意地留出空隙,笔笔可见,云气以淡墨空勾并渲染,树枝多用浓墨简洁勾出,以大浑点作叶,山脚坡岸以淡墨卧笔横扫,此画法乃米老前无古人的独创。
连《宋史》也称“米芾在艺术上独具慧眼,有着超凡的感悟力。”米芾在山水画上之所以能自出机枢,一方面得力于其丰富的收藏,因而眼界甚高,下笔不凡;另一方面,其酷爱自然,深入生活,仔细观察,寄情山水。《洞天清录》记云:“米南宫多游江浙间,每卜居必择山明水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模仿之,遂得天趣。”米芾山水画之中“山水”,影响最大的是镇江的山山水水。其中年定居镇江,海岳庵就在北固山甘露寺下,北固山陡入江中,三面临水,金山、焦山遥相互映,向南远眺,则“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现”,俨然一幅天然图画,故而产生了米老画笔下的《海岳庵图》和《金山图》,描绘出了动人的图画,也体现了米老的绘画功力和对镇江山水的热爱之情。
米芾的山水画另辟蹊径,不是正宗传脉,孤清人王世贞谓之“不过一端之学,半日之功耳”,但“米氏云山”确是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语言方式,在山水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明董其昌《容台别集》云:“唐人绘画,至宋乃畅,至米又一变耳”,“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董其昌对米芾这样推崇有佳,其著名的“南北宗论”也是以米芾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事实上,米芾提出的“寄兴游心”和“墨戏”的绘画美学思想,崇尚天真平淡的画风,对宋代以后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枯木竹石图》欣赏
《枯木竹石图》苏 轼 [宋]
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菜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
南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大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等,他们在王维的文人画派基础上,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其水墨技巧。邓春的“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已将“文”与“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系统的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在以后的发展上启到了深远的影响。此时,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又使文人画向更成熟迈进了一步。
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元
文人画的成熟时期
元代(1279年—1368年)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权的封建王朝,由于元初蒙古贵族废除科举制度,又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贱,从而造成江南文人“学而优则仕”美梦的破产。为吐露胸中的不平,文人以画寄托思想成为风尚,给元代绘画带来了以文人画为主流的重要转折。同时,元代南北一统,疆域扩大,各民族间的美术交流日益频繁,涌现出一批酷爱中原传统书画的少数民族美术家。
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元四家——吴镇作品赏析
《双桧平远图》元 吴镇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终其一生闭门隐居,未入仕途。精研儒学,旁通佛道,喜与僧道为友,以诗文书画自娱。题材多描写渔夫和隐逸生活,寄托他隐遁避世的思想情趣。善用湿笔表现山川林木郁茂景色,笔力雄劲,墨气沉厚。吴镇的画风,与黄公望、王蒙、倪瓒三家有明显不同,黄、王、倪二家重笔,干笔皴擦较多。而吴镇重墨,多用湿笔。在构图方面,三家都趋平稳,吴则追求奇险,有时危峰突起,有时长松倒挂,有时平远,有时高远。画面题款,三家皆用楷书,吴镇独用草书,从书写内容到奔放不羁的书风中,使人感到蓄积征画家胸中的不平之气。董其昌评说: “吴仲圭大有神气”。其画气势磅礴,元气淋漓而不入野。明代沈周、文徵明等多师法吴镇。
《双桧平远图》在巨大的画幅上画两株老桧并立于平坡上,顶天立地,占据整个画幅。造型盘曲遒劲,气势雄秀挺拔,使远处山峦、林木、村居蹊径,尽在其俯视之下。画中描绘秀丽的低峦平冈,丰茂的杂木丛林,满布湖泊溪涧略起丘陵的平原,一派旖旎的江南风光。图中桧树用勾勒染墨法,描绘精工,表现出桧树枝干的挺秀刚硬。树冠高高耸立,姿态虬曲若苍龙在天。远树简略双钩树干,枝叶用淡墨草草点成,旷远幽深。远山用淡墨轻染,若隐若现。下坡上多矾石,水墨密点小石的阴凹处,再用淡墨晕染,使山坡湿润融合。其带湿点苔,五墨齐备,天机一片。统观全图,笔墨圆润,多渲染,少皴擦,凹凸分明,层次细腻,可见吴镇湿笔重墨,大气磅礴的画风。
元四家——王蒙作品赏析
《秋山草堂图》
王蒙(1038―1385)一作(1298—1385)元代杰出画家。字叔明(一作叔铭)晚年居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又自称香光居士。浙江湖州(今吴兴)人。外祖父赵孟、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征,都是元代著名画家。
他工书法,尤擅画山水,以董、巨为宗,而自成面目,亦兼画人物。与倪云林、黄公望、吴镇齐名并有交往,后人称“元四家”。他创造的“水晕墨章”,丰富了民族绘画的表现技法。他的独特风格,表现在“元气磅礴”、用笔熟练、“纵横离奇,莫辨端倪”。《画史绘要》中说:“王蒙山水师巨然,甚得用墨法”。而恽南田更说他“远宗摩诘(王维)”。常用皴法,有解索皴和牛毛皴两种,其特征,一是好用蜷曲如蚯蚓的皴笔,以用笔揿变和“繁”著称;另一是用“淡墨钩石骨,纯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绝无余地,再加以破点,望之郁然深秀”。倪云林曾在他的作品中题道:“叔明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其作品有:《林泉清集图》、《松山书屋》、《湘江风雨图》、《溪山逸趣图》以及《雪霁图》,信笔挥洒而天趣横溢、意致超绝。留传至今的还有:《青卞隐居图》、《谷口春耕图》、《花溪渔隐图》、《秋山草堂图》、《夏日山居图》等。
《秋山草堂图》画高山崇岭,茂树清淡,山脚草堂临水,水际荻花萧瑟,堂内隐者怡然自得。表现出江南自然山川的湿润,创造出蓊郁深秀、浑厚华润的境界。画上自题小篆书“秋山草堂”四字, 下行楷书又识云: “黄鹤山中樵者王子蒙为画于淞峰书舍”。
元四家――倪赞作品赏析
《渔庄秋霁图》
倪赞(公元1301―1374年,或为公元1306—1374 年),元画家。原名王廷,后改瓒,字元镇,号云林,字幻霞子、荆蛮民等,江苏无锡人,原家富足,后家道中落,遂变卖家资,浪迹太湖一带。画山水、墨竹,师法董源,赵孟俯,以侧笔干多皮画太湖两岸景色,创为 '折带多皮',惜墨如金,淡雅清逸,笔简意远。尝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为后世文人画之座右铭。与黄公望、吴袁、王蒙合称“元四家”。
这幅画是他五十五岁时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成熟时期的典型画风。画卷描绘江南渔村秋景及平远山水,以其独特的构图显露个人特色,即所谓的“三段式”。画面以上、中、下分为三段,上段为远景,三五座山峦平缓地展开;中段为中景,不着一笔,以虚为实,权作渺阔平静的湖面;下段为近景,坡丘上数棵高树,参差错落,枝叶疏朗,风姿绰约。整幅画不见飞鸟,不见帆影,也不见人迹,一片空旷孤寂之境。中国画极为讲究笔法。倪瓒在前人所创“披麻皴”的基础上,再创“折带皴”,以此表现太湖一带的山石,如画远山坡石,用硬毫侧笔横擦,浓淡相错,颇有韵味。其画中之树也用枯笔,结体有力,树头枝桠用雀爪之笔型点划,带有书法意味。画的中右方以小楷长题连接上下景物,使全图浑然一体,达到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倪瓒平实简约的构图、剔透松灵的笔墨、幽淡荒寒的意境,对明以后的文入画家产生很大。
元四家——黄公望作品赏析
《富春山居图》局部
进入到元代,文人画进入兴盛时期。元统治者重武轻文,导致更多的文人从事绘画。最著名的文人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即后世所说的“元四家”。他们在艺术上提倡“高雅”、“平淡天真”、“天真幽淡”,理论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等。这一时期诗文印信也逐步正式进入画面。不但成为布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更直接地抒发作者的心声。诗、书、画、印始成一体,诗画相联,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情贯注于画意之中相辅相成,这也标志这文人画形式的完善。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大痴道人,江苏常熟人,中年为吏,后因事入狱,获释后活动于杭州、富春、松江、常熟一带,为全真教道士。黄曾得到赵孟頫的指点,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山水主要表现常熟的虞山、浙江富春山一带景致,多以披麻皴画法,传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卷、《九峰雪霁图》、《快雪时晴图》等。
《富春山居图》卷,全长636. 9厘米,高33 厘米,是被称为元代画坛魁首的黄公望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富春山居图》卷,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精萃聚于笔底,满纸空灵秀逸,笔简意远,后人誉之为“画中之兰亭”。原画主要是描写浙江富春江带的山水景色。所画富春江两岸峰峦树木,似初秋景色,几十个峰,一峰一状;几十棵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莽,变化多端。茂林村舍,渔舟小桥,亭台飞泉,令人目不暇接,丰富而自然。画法有董(源)、巨(然)的温笔披麻皴,也有干笔皴擦,用笔简练,使水墨发挥了极大作用。对以后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明
明代文人画在理论上逐渐完备
明代士大夫画家与宋代前辈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皆讲求“清高”,以儒学为本,又学道又参禅,交往的都是诗人、居士、高僧和道人:佛道的“出定”、“厌求”、“无为”观念渗透入他们的美学思想。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摹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摹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
明代代文人画代表——沈周
《庐山高图》 沈周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亦作玉田翁,人称白石先生,是明代中期的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他生于1427年,卒于1509年,苏州人。沈家世代隐居吴门,居苏州相城。沈周的曾祖父是王蒙的好友,父亲恒吉,又是杜琼的学生,书画乃家学渊源。父亲、伯父都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沈周一生家居读书,吟诗作画,优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蔑视恶浊的政治现实,一生未应科举,始终从事书画创作。他学识渊博,富于收藏。交游甚广,极受众望,平时平和近人,要书求画者“屦满户外”,“贩夫牧竖”向他求画,从不拒绝。甚至有人作他的赝品,求为题款,他也欣然应允。有曹太守其人,新屋落成欲图其楹庑,搜罗画家,沈周亦在其中,隶往摄之,沈周曰:“毋惊老母,旦夕往画不敢后”客人颇不平曰:“太守不知先生,何贱先生于此?渴贵游可勿往。”沈周答曰:“往役义也,岂有贱哉?谒而求免,乃贱耳。”沈周的书画流传很广,真伪混杂,较难分辨。文征明因此称他为飘然世外的“神仙中人”。
沈周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书法师黄庭坚,绘画造诣尤深,兼工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以山水和花鸟成就突出。所作山水画,有的是描写高山大川,表现传统山水画的三远之景。而大多数作品则是描写南方山水及园林景物,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意趣。在绘画方法上,沈周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后来博取众长,出入于宋元各家,主要继承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又参以南宋李、刘、马、夏劲健的笔墨,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家。沈周早年多作小幅,40岁以后始拓大幅,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岁笔墨粗简豪放,气势雄强。
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功力浑朴,在师法宋元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的代表作品现在多藏于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有精美作品,重要的有《仿董巨山水图》轴(作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沧州趣图》卷、《卒夷图》、《墨菜图》(这两幅原为册页,后合装成卷)、《卧游图》等。南京博物院也藏有几幅沈周精品,其中有《东庄图》、《牡丹》轴,此画作于1506年,当时沈周已81岁。辽宁博物馆藏有两幅沈周的杰作,一幅是《盆菊幽赏图》卷,画面中树石茅亭,亭中饮酒赏菊者三人,意态优闲,布势疏朗,景物宜人。另一幅是《烟江叠嶂图》卷,作于正德二年(1507年),笔墨之运用,随心所欲,满纸烟恋,诚属沈周82岁晚年杰作。
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沈周极有名的《庐山高图》轴。如能亲眼观赏到这些作品,既可得到极佳的艺术享受,又能了解沈周的作画特点,有助于分辨真伪。
明代文人画的代表——文征明
《古木寒泉》 文征明
文征明(1470—1559年)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大书法家。画史上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在当世他的名气极大,号称“文笔遍天下”。文征明初名壁,一字征仲,号衡山,江苏长洲(苏州)人。为吴派中的第二位大家。他虽学继沈周,但仍具有自己的风格。他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从正德(武宗朱厚照)到嘉靖(世宗朱厚焊)年间,据《吴门画史》一书统计,吴派画家共有876人。他们有的根本不想做官,有的想做官而碰了壁,(如文征明一度入京做官,结果很不愉快),多过着高洁的生活,安于清贫。
文征明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年也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不合时好而未被录取。54岁时由贡生被荐为翰林待诏。居官四年辞归。自此致力于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力避与权贵交往,专力于诗文书画艺术30余年。享年90岁,其诗、文、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晚年声望极高。
文征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无一不工。山水画题材大多描写江南景物,而山水中人物形象与风度,完全摹仿赵孟俯。人物画师李公麟,远承古代传统,笔法工细流畅。文征明到晚年具有粗细两种风格,愈晚愈工。文征明一生穷究画理,用力实践,声誉卓著,与乃师沈周并驾齐驱,继沈周之后成为吴门派领袖,长达50年之久。
清
清代文人画的发展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四王吴恽”。四王借鉴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南宗运动推行、绍述,他们以仿古为名,对南宗画的创作实践进行系统总结。
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扬州八怪艺术简析
《玉壶春色》金农作
继“四僧画家”之后,又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实际上,当时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重要的画家并不止八人,约有十六、七人,“八”并非确数。按最早的记载有:金农、黄慎、郑燮、李鳝、李方膺、汪士慎 、高翔和罗聘。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个性很强,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黄慎(1687―1768)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 益,以草书入画,自创风格,擅长粗笔写意,人物画造诣最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为题材,也有不少反映社会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
李鳝(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从小喜爱绘画,十六岁时就有了名气。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他受徐谓、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县令、知府约二十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毫气横行列笔端。”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1688―1753),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罗聘(1733―1799),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思想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出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他是一个有很强人民性的画家,在潍县任县令时,给巡抚画了一幅竹子,题句曰:“斋衙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扬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终生不仕,有的经过科举从政,一度出任小官,却又先后被黜或辞职,终以卖画为生。他们生活比较清苦,深知官场的腐败,形成了蔑视权贵,行为狂放的性格,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郑板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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