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花朵》中的几位小主演，在拍完影片后，各自回到所在的学校，继续读书。这段演戏的经历，在他们每个人的成长中，成为永远的记忆。此后，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并都成为优秀的人才。
在影片中扮演中队长梁惠明的赵维勤，是影片中年龄最大的儿童演员，时年12岁。1964年赵维勤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同年考取原子能研究所研究生。她继承了父亲——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的事业，成为了一名高能物理学家。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菊的扮演者吕大渝10岁时拍摄了《祖国的花朵》。
1960年，她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进入中央电视台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文革”时她被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就是“牛棚”、“干校”，历经磨难与艰辛；1978年获平反后随邓小平访日，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风靡日本，被日本人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1997年，吕大渝离开故土，定居美国，为自己的前半生划上了“欲说还休”的句号。
杨永丽的扮演者张筠英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她1965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在话剧<青松岭>、<霓虹灯下的哨兵>、<杨开慧>等戏中担任主要演员，她还为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录制了近千余篇文学作品。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影协会员，北京语言学会朗诵研究会理事。现已退休。
当年的张筠英在学校里可是个中队长。导演本来打算让她本色演出，就演中队长，但后来觉得她还是适合演杨永丽。张筠英一听，不干了，说：“我不演！我本来是好孩子，为什么要演坏孩子呢？”导演一再解释后，张筠英这才勉强答应。
电影里还有几场哭戏，这对于年轻的“红领巾”来说，似乎很困难。张筠英还记得那是10月底的一天，冷风呼呼吹着，一群小伙伴跑跑跳跳玩得正高兴，她丝毫没有意识到下一场就是自己的哭戏了。等到全体到位之后，张筠英发现自己根本哭不出来。导演只能发话：“灯光先关了，群众演员也休息吧。”张筠英一下子觉得自己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就难过得站在那里流泪。导演看见后赶快喊开机。这次情绪倒是饱满了，不过直到拍完了，张筠英还在哭呢，劝都劝不住。
孩子们拍戏像过家家
孩子们的世界总是单纯和快乐的，他们并不懂什么是表演。对拍儿童片有着丰富经验的严老，多年来也总结出一套让孩子进入角色的方法，那就是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环境，“演电影就是如何引孩子们进入游戏。就像过家家一样。”严老的儿子陈德赛先生对记者回忆说，在电影中，严老尽量还原小演员们的真实生活，“比如主演之一的赵维勤，生活中是个大队长，电影里就安排她演中队长，还有个别的孩子在电影中就用了他们真实的名字，比如王玲、江林，就是让他们觉得电影是真实的。”不过尽管如此，在拍摄时还是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一次要拍学生们在课堂上的一些镜头，在片中扮演老师的张圆并不需要出镜，因此没化妆，也没穿戏服，换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毛衣，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帮孩子们搭戏。正式开拍时，严恭导演突然发现，孩子们总是不能入戏，总是有人窃窃私语。原来，是孩子们看到“焕然一新”的张老师，怎么也找不到上课的感觉，反倒是在私底下悄悄议论起张圆的毛衣来了。于是严导赶紧让张圆重新化妆、换衣服。看到老师重新出现，孩子们这才进入了状态。
主动剪掉大辫子
当年电影《祖国的花朵》里的少先队员，如今都已是两鬓斑白的半百老人，可是回想这部电影，回忆起在拍摄中与严恭导演的朝夕相处，往事仍历历在目。1955年，严恭应<大众电影>之邀，写了一篇题为<花儿朵朵>的文章，回忆当年拍摄《祖国的花朵》的情景，其中记录的第一个小故事便是“剪掉辫子的好姑娘王玲”。王玲是电影中以真名出演的小演员之一，拍摄电影时她只有10岁。昨日，在对记者旧事重提时，王玲说，解放初期，女孩子们都时兴留大辫子，“二尺多长的辫子，编成两股，一边扎个大蝴蝶结，多漂亮呀。”“可是在电影里一个班的学生全是大辫子，太单调了，所以剧里的叔叔阿姨们就提出来，女孩子里一定要有一个人剪掉辫子。”“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我想反正总得有人剪辫子，总不能为了这事拖着不拍电影了吧，所以我就主动站出来说，我剪吧。”
在电影中扮演接受帮助的爱漂亮的杨永丽的小演员，叫张筠英。别看张筠英爱漂亮爱表现，可是对于拍摄却是特别认真。11月份的北京寒风刺骨，可张筠英却要穿着裙子拍一场跳舞的镜头。怕她冷，管服装的阿姨给张筠英在裙子里穿了条羊毛裤。按要求，张筠英要穿着裙子在原地转圈，然后往地上一蹲，裙子便像蘑菇一样散开。可是正式开拍时，张筠英的裙子怎么也散开不了。“平时练得好好的，怎么一拍就不行了。”那个年代胶片都还很贵，懂事的张筠英眼看着自己拍了一条又一条总过不了关，急得差点哭了。就在这时，管服装的阿姨想起来了，“可能是裙子里的羊毛裤带静电，总是吸住裙子。”听了这话，张筠英二话不说，马上脱掉羊毛裤，结果这个镜头一次过关。
拍摄难度——一个镜头最多只拍三四次
中国的电影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局面。设备陈旧落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资金又十分匮乏。拍摄每一部影片时，每一个摄制组都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一分钱。
杨文浩记得，拍摄《祖国的花朵》这部影片时，摄制组要求，一个镜头最多只能拍3至4个画面。多拍不行，因为当时的胶片都是用外汇买来的，胶片对于摄制组来说弥足珍贵，浪费不得。
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成员不但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每个人都要义务做勤杂工。几十公斤重的电瓶、放声器每天都要从卡车上搬上搬下。为了使孩子们一边划船一边唱歌时的声音达到理想效果，大家还要把放声器搬到船上隐蔽起来。这样做，孩子们唱起歌来，口型和歌曲才能对上拍。
《祖国的花朵》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5年出品的新中国第一部校园题材儿童故事片。 该片由严恭执导，林蓝编剧，赵维勤、李锡祥、张筠英、张园等主演。
影片讲述了一所小学五年级学生帮助班级里两个落后同学共同进步的故事。
该片1980年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故事片一等奖。
片中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至今。
（点击下面的视频欣赏）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一首经典的中国儿童歌曲。原为1955年的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中的插曲。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该歌反映的是影片中的少先队员在北京北海公园划船游玩时的情景。
点击下方的视频欣赏电影：
谁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在电影里还有一段让观众难以忘怀的场景，那就是孩子们在北海划船唱歌的一场戏。这场戏看起来很漂亮，其实拍摄时已经是深秋时节，孩子们穿着绸子做的裙子，还有长灯笼袖的衬衫，冷得瑟瑟发抖，但她们还得保持着愉快的笑脸，大声地唱着歌。
说到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其实那是事先录好的歌曲，几个小主角是对口型表演的。而这首歌的原唱者是当年西单第一中心小学的学生刘慧芳。
跟赵维勤一样，刘慧芳那时也是12岁，是少年广播合唱团的成员。团里每个星期都有排练，一次，作曲家刘炽拿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两份谱子出现了。为什么是两份呢？原来，刘炽为一首歌词谱了两套曲子，一个是2/4拍，一个是3/8拍，让合唱队员们听，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大家都给2/4拍的谱子投了赞成票，理由是“有划船的感觉”。
赵维勤、张筠英当年不认识刘慧芳，但刘慧芳可是认识她们。原来，在中山公园里的那场戏中，刘慧芳穿着白衬衫、小花裙子当过群众演员，只不过当时距离太远，几位主角没有看到她而已。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怎样写成的
几十年来刘炽写过很多儿童歌曲，最难忘的要数写《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了。
那是1955年7月初，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带领《祖国的花朵》摄制组全体成员，以及一大群十一二岁的小演员来到万寿山下，在颐和园中嬉戏，到昆明湖上划船，让孩子们熟悉将要拍摄的环境，水上的感觉，划船的技术和动作……刘炽是这部电影插曲的作者，也就跟着他们一起来了。
刘炽这个人从小怕水。孩子们上了小船，刘炽却站在湖边犯难了。这时，孩子们热情地喊我：“刘炽叔叔，赶快上来呀，开船啦!”刘炽便硬着头皮，登上了小船。开始，刘炽只能老老实实地坐着，两手抓住船舷，一动也不敢动。孩子们玩得可真开心，嬉戏、欢乐，划着、闹着，那活泼可爱的神态感染了刘炽，使刘炽着了迷，不再怕水了。刘炽和孩子们打水仗、赛船，脱下鞋坐着船舷上打水泡泡。船在水上漂，人在船中笑。刘炽这个中年人又像回到了童年。刘炽以孩子的心境，从孩子的角度观察着湖水、小船、风浪，寻找歌中幸福少年内心的节奏。当船快要划到犀牛望月的铜牛附近时，刘炽突然感觉到了具体的乐句在脑中显现，在心中直蹦。刘炽立刻告诉划船的小朋友：“快靠岸，快靠岸!”三个孩子全用眼睛瞪着刘炽：“刘炽叔叔怎么啦？”“歌的旋律出来了，刘炽得马上记下来!”刘炽对孩子们说。
刘炽上了岸，坐在犀牛望月的石头上，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独唱和二部合唱，又用十来分钟的时间稍加改动，这首曲子就完成了。刘炽让导演把孩子们召集起来，把刚写好的曲子唱给大家听，孩子们反应强烈，拍着手，说：“真好，唱出了我们刚才在船上的心情。”
电影公映后，这首优美轻快的儿童歌曲就传遍了全国。不久，便流传到国外，后来又编入中小学音乐教材，并获得了各种奖励。这首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当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就回忆起美好的童年时代。
后期影响
在南京中山疗养院安度晚年的92岁高龄的严恭导演，向记者讲起了当年的拍摄经过。动情之时，还唱起了那首已经传唱半个世纪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新中国的第一部儿童片1954年时，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特殊而紧张的状态，无论导演、演员、编剧都被要求彻底工农化，下农村参加劳动，改造自我。电影剧本3年通不过是常有的事。因此，在那个年代，中国电影的产量极少。然而，就是如此积极地改造，艺术家们创作出的作品却还是不能达到要求，“那时电影局的领导都奇怪，为什么参加劳动都能彻底工农化，一拍电影就过不了关呢？”于是，电影局的领导们便找到擅长拍摄儿童片的导演严恭，同时交给他一个电影剧本《为了祖国的明天》。严老说，如果说<三毛流浪记>是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拍摄于白色恐怖之下，公演于解放之后，讲述的还是旧社会儿童的悲惨命运，那么《祖国的花朵》所表现的则是新中国里，少年儿童幸福的生活。
传唱半个世纪电影《祖国的花朵》中，最让严老感到自豪的就是电影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是孩子们成长的好伙伴。严老告诉记者，作曲刘炽那时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是颇有名气的轻音乐作曲家，他的作品轻松而抒情。乔羽则是一个只有26岁的毛头小伙子，刚刚跨入文艺圈，“写了一个歌剧《果园姐妹》，很有才气。”于是，严恭便请刘炽和乔羽来到剧组，与孩子一起生活、玩乐，甚至还让他们也参与电影的表演，体验生活，创作影片的主题歌。有一次，拍孩子们在北海公园划船的戏，“北海公园就靠着中南海，绿树红树，还有白塔，乔羽看着看着来了灵感，就写了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92岁的严老禁不住又哼唱起来：“乔羽的词的特点，就是全是大白话，实在，但特别上口，易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