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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国家公园模式及其启示

时间:2022-08-02 1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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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国家公园模式及其启示

导语:国家公园理念已经得到了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国家公园是可以实现游憩公民权维护、自然遗产资源全民共享、自然与生态环境保护、国民认同感培育等多重目标的场域保障,是可持续自然旅游的有效组织模式之一,是架起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共促协调的有效空间组织方式,其自然资本属性和生态服务的基本功能更是维持了自然可持续性的价值取向,因此探讨国家公园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成功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旅游的发展高度依赖于自然环境的资源特征和组合状态,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自然旅 游资源的稀有性、脆弱性和敏感性,并通过国家公园推进非消费性旅游发展和环境保护,取得了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丰富经验。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面临着生态敏感区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激烈矛盾,存在生态标签化的倾向。

国家公园及其可持续自然旅游

1、国家公园运动的缘起与全球扩散

国家公园的出现可追溯到人们对“荒野理想”的认知历程上,美国主流社会较早地认识到在原生自然空间越来越受人类干预的情况下, “荒野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建构,而不是一个确切的自然存在,因而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1872 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黄石地区为“公众公园”,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因景观价值而将土地划归国有的国家,国家公园成为美国彰显风景民族主义,推动旅行者与风景的互动,催生认知共同体的文化建构,并且成功实现了游憩公民权维护、自然遗产资源全民共享、自然与生态环境保护、国民认同感培育等多重目标。 美国国家公园创设后,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逐渐向全球扩散,国家公园及相关保护地的数量急剧增加,甚至许多保护设施和经费难以保障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投身于国家公园的建设,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国家公园运动”。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标准,截止 6月,纳入统计的有158个国家的3 417处国家公园,总面积约 420 万 km2。

据 WDPA的国家公园数据,国家公园全球蔓延的轨迹可分三个阶段:

①萌芽期(1870—1890 年代),1872 年美国黄石公园建立后,其风景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价值观很快被新大陆国家所接受,1885 年加拿大成立了班夫国家公园,1887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成立皇家国家公园和汤加丽罗国家公园,随即墨西哥在1898年也成立了首家国家公园;

②发展期(1900 年代至二战),伴随着以底线公平为基本诉求的“游憩公民权”思想的出现,西欧发达国家也逐渐接受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1909年瑞典诞生欧洲第一家国家公园,之后荷兰、 西班牙、芬兰等国纷纷响应,并普遍采用低门票/免门票的方式向全民“开放”;同期发达国家的海外殖民地也开始出现国家公园,如南非、智利、古巴、印 度等国,但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公园多具狩猎保护区的性质,服务对象以富裕的特权阶级为主。至二战 前,国家公园已经扩展到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殖民地。

③繁荣期(二战至今),随着国家公园理念的成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全球的生态关注大趋势,大量独立后的亚非国家、拉美国家开始加入到全球国家公园网络,同时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受福利主义游憩观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潮影响也出现新一轮国家公园的数量增长,从而汇集成今日声势庞大的遍及各大洲、涵盖各政体国体、惠及各种族民族的全球国家公园运动。

2、国家公园与可持续自然旅游的发展目标

“自然旅游”指以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象为直接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它以保证游客行为不破坏自然景观为前提。“可持续旅游”是指维持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性,维系自然的、人文的和文化资源的永续性的旅游发展、管理和行为方式。自然旅游相对广义,它强调旅游者对自然的偏好,可持续旅游强调“可持续性”的基本原则,当自然旅游符合实现可持续的基本原则时,就形成了“可持续自然旅游”的状态,许多发达国家的国家公园的旅游形态即属可持续自然旅游的范畴,但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多数景区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居民,国家公园则有比可持续自然旅游更加复杂的内容,在性质上属于生态旅游的范畴。

3、国家公园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经验解读

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案例:自然保护运动 社区参与型决策 强势制度保障。YNP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于1890年,总面积2 849km2。公园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850年内华达山淘金潮后旅游业起步,目前年接待游客约350万人次。公园有世界最大的花岗岩、北美落差最大的瀑布和极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公园之一。尽管游客数量的激增使公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但 YNP最终实现了美国公民权中“使国 民享有知悉历史与自然遗产价值”的目标,其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实现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平衡的 典范。

YNP可持续自然旅游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① 以自然保护运动为发端的公园建设。YNP 成立前经历过不理性的资源利用阶段,大量道路和酒店进驻,野蛮的开发和无序的管理使公园的生态系统和游客体验质量下降。在John Muir等一批环保主义者的游走动议下,1864 年优胜美地成为美国首家州立公园,明确了环境保护和公共游憩的功能定位, 因而被视为“现代自然保护运动”的发祥地。

②贯穿始终的自然保护力量。YNP 在可持续旅游上取得的 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保护运动的经久不衰。 在州立公园升级为国家公园的过程中,曾遭到州地方势力的强烈阻碍,在一批自然保护主义者的艰辛努力下,直到1890年被列为由联邦政府直属,而权利的移交则在1906年联邦军队介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生态环境完整性维护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矛盾一直是威胁公园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譬如公园管理方与伐木公司对公园的“控制性放火”问题的反复对抗,又譬如公园的永续维持论者与以旧金山水资源短缺问题为首务的巨型水库建设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议。从YNP的初建、升级到维护与管理,几乎每个环节都发生过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的争议,且大都以自然保护运动获胜而告终。

③社区参与型决策方式。YNP 的管理决策过程中,社区居民保有全程参与权,既提高了居民的环境保护主动性,也深化了环境教育。譬如 1970 年代 YNP 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正是具有良好环保传统的加州居民,通过民主投票确保了车辆管制的持续性。

④强势的制度保障体系。YNP 形成的由联邦法律、权力授予法、行政指令、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指令等多层次的制度保障结构,保障了中央集权的管理结构和公共财政占主导的经费来源,确定和维护了 YNP 公共游憩与环境教育的两大基本职能,推动了可持续旅游的目标的实现。

芬兰·科里国家公园案例:环境教育 生态标签地建设。KNP位于芬兰纽苏恩市,成立于1991 年,总面积30 km2,有花岗岩峭壁、湖泊荒原、森林区等多样性自然景观,公园区域有悠久的刀耕火种农业历史文化,是芬兰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100 多年前就开始出现游客,是芬兰极富盛名的自然旅游地,目前年接待游客约 10万人次。

KNP 可持续自然旅游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① 环境教育导向的国家公园建设。直至,KNP 依然是欧洲唯一在科研机构(芬兰林业研究院)管辖下的国家公园,科研机构主导的行政管理结构使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得到良好保护的同时,环境教育功能也得以更好彰显,大量国有林业资源以 “科研 林”的形式展示,自然教育小径、研究小径和研究项目信息展示牌等载体普及了科学知识,也激发游人的环保意识,与全国各类院校的合作进一步保障了科研人员和在校学生两大客源市场的稳定供应。

② 共促协调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KNP地区的刀耕火种历史遗迹是芬兰政府重点保护的农业遗产景观,KNP 通过环境教育导向的国家公园发展模式既保障了自然资源的持续性,也挖掘了更加丰富的科学内涵,成功荣获了世界自然遗产的称号,两类遗产资源的复合极大增强了KNP的旅游吸引力。

③生态标签引领的自然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游客数量增加使KNP开始面临科普教育与自然游憩、环境保护与盈利开发间的矛盾冲突,单一的环境科普教育导向的国家公园管理目标无法适应国家公园的发展。为此,,芬兰启动了“科里国家公园 和科里风景名胜区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项目计划”,以大力发展可持续自然旅游为口号,以获得“保护区可持续旅游欧洲宪章”认证为目标,提出“教育研究型国家公园向教育旅游型国家公园转型”的发展战略。KNP在“保护区可持续旅游欧洲宪章”生态标签计划引领下,旅游业迅猛发展,并于如期获得认证,成功实现了从相对单一的教育研究型向教育旅游型功能的转型,可持续自然旅游与环境教育成为 KNP目前的基本功能取向。

我国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中应借鉴的国际经验

1、 国家公园模式:中国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重要选择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多样,具有发展可持续自然旅游的资源优势,但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战略取向和大众旅游的迅猛发展却不断增加着旅游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自然旅游景区大多贴有各类标签,譬如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高等级旅游景区等。有研究表明,这些标签地在自然旅游开发中存在结构性障碍、法律保障层次低、经费保障单薄、公益性不足等诸多问题。从全球趋势看,自然旅游呈现着上升态势,我国必须认识到自然遗产资源的保护紧迫性。国家公园模式将环境保护与公共自然游憩有机结合,是一种发展可持续自然旅游的组织模式,值得我国借鉴。我国有学者已经尝试将“国家公园模式”应用于中国自然遗产地旅游发展的规划和实践,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家公园的中国化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国家环保部、国家旅游局和国家林业局在云 南、黑龙江等省也启动了国家公园的试点工作,但现有制度框架的限制使我国目前的国家公园试点在启动之际就面临着“被俘获”的困境,中国能否通过国家公园模式实现可持续自然旅游的目标,如何实现是亟需解决中的命题。

2、强化环境伦理价值观的传播:环境教育或自然保护运动

KNP 和 YNP 两个案例都表明环境伦理价值观的传播对发展可持续自然旅游的重要性。KNP 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传播手段,依托环境教育和科研服务功能加深游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 科学认知,保护原生资源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科学内涵的深度挖掘;YNP 则采取自下而上的途径,通过精英环保主义者发动自然环保运动,扩大生态伦理价值观的社会影响,推动可持续旅游发展。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取向和公民整体教育水平上看,要发展可持续自然旅游,首先必须关注面向政府和公民的环境伦理价值观的传播,增强自然旅游地的环境教育功能,提高国民环境保护意识和自主参与性,更要重视社会监督的作用。

3、加强旅游规制

生态标签引领或制度约束可持续自然旅游的实现亦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对于存在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特征的自然遗产地,启动旅游规制可以削弱市场失灵、提高社会福利。KNP 以生态标签“保护区可持续旅游欧洲宪章”为目标,推进可持续自然旅游,属于质量规制的手段;YNP通过多层次立法确保自然保护运动影响下的行动计划的落地实施,属于资助性规制的范畴。我国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规制问题至今未受到关注,但通过规制手段推动国家公园可持续自然旅游,在西方国家已经获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4、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

突破结构障碍的有效途径YNP案例证明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在收归地方政府管理的管理权时面临着强大的阻力,这是权力下放后不可规避的问题。我国各类自然遗产地向国家公园的转型过程中,必然也会面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关键在于, 中央政府是否有打破结构障碍创建国家公园,建立走向统一的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启动公共财政支撑国家公园的运营与发展,保障公众基本游憩公民权的决心与毅力。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张海霞、汪宇明)

责任编辑:张紫豪

校对:王铖铖

后台编辑:周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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