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文明开始的时候，
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先进？
— 中华文明的起源（十二）
孟维
为什么在文明开始的时候，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先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看在“大洪水”时期，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对于“大洪水”的不同认知和解决办法。
在世界的古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但是关于大洪水的起因和治理却有不同的认知。我们比较一下《圣经》里的记载和中国史书上的记录。
《圣经·创世记》第6至8章说，人类在地上作恶，所以上帝要毁灭这些邪恶的人。上帝告诉好人诺亚建造一个巨型的方舟，把世上每一种生物都留下至少一对，放入方舟里。然后天上降下暴雨，水位不断上升，大水淹没了平原、山岗，地上一切生物都被淹死了，唯有在诺亚方舟里的诺亚一家和生物得以生存。大洪水退去之后，诺亚一家就在一片新土地上继续生活和繁衍，他们信奉上帝为唯一的“神”。他们就成为了中东地区的各个民族的祖先。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大洪水的起因是水神共工和颛顼争帝，失败后一怒撞折了支撑天的不周山，以致于天崩地陷，洪水滔天。
尧、舜时代，中国爆发了延续几十年的大洪水，但华夏民族的儿女们不畏艰险地、前赴后继地治理着洪水，和洪水搏斗。鲧用封堵的方法治水失败了，他的儿子禹接过棒继续奋斗，用疏导的方式，逢山开山，遇洼筑堤，疏通水道，引洪入海，终于成功地降服水魔，让人民安居乐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关于“大洪水”的不同认知，其原因是它们起源的文明不同。
中华文明是世俗的文明。
大洪水的起因是人世间的俗事，人与人争帝位。
西方文明是宗教的文明。大洪水的起因是上帝对当时的人的不满，认为那些不信上帝而且充满邪恶的人，不应该生存在世界上，所以用大洪水灭亡了他们。
中华文明是生存的文明，为生存和生存的更好而奋斗是人民的本份。
中国人民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是迎难而上，以智慧和勇气战而胜之。
西方文明是祈祷的文明，人们必须祈祷“神”的指引，神的宽恕和解救。然后，在“神”安排一片新土地上苟且偷生（或者说开创新生），繁衍后代。
中华文明是关于“善”和扬善的文明。
西方文明是关于“恶”和止恶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连续的文明，大洪水没有隔断这个文明，而是人民战胜洪水后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
西方文明是被大洪水隔断的文明，是在大洪水退去后重新建立的文明。
真实的历史是，
希腊-罗马文明崩溃以后，西方文明不是希腊-罗马文明的延续，而是在这个文明的碎片上的重新开始，其基石是《圣经》。
早期，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华文明一路高歌，迅速向前迈进，而西方文明则在宗教的温床上长期徘徊不前，以至于两三千来一直落后于中华文明。
当然，西方文明后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有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最后率先走入了商业文明。而中华文明则一直在农耕文明的路上前进，以至于在近代落后了。
禹治理洪水的成功，不仅造福于当时的人民，也为自己积累了巨大的威望。舜老了以后，就把帝位让给了禹。虽然有的历史书籍说，是禹夺了舜的权。但笔者相信，那个时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家天下”的时代，所谓传位，还是需要各个部族的认可的，也可以说是各个部族共同推举的，天子是天下共主，不能私相授受。所以，被推举之人一定在威望、德行、才能上都是当时最高的。尧禅让于舜，舜选择了禹都应该是依据这样的原则。
禹以其巨大的威望和能力，强行改变了自黄帝以来的政治制度，走上了集权之路，集权于君主。建立了朝贡体系，让中央有了人事权和财权，削弱部族的地盤和权力，把剩余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儿孙或者中央政府的贵族，分封制取代联盟制成为了国家的基本制度。这样，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给国家定了一个国号：夏。禹是夏的国王。随著炎黄古国的终结和夏王朝的建立，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级阶段。
夏建立后，禹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这次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在正式大会上，禹穿了法服，手执玄圭，站在台上，四方诸侯按着他国土的方向两面分列，齐向台上的大禹稽首为礼。
涂山之会后，禹把中国划为九州，并铸造了九个大鼎以镇九州，夏王大禹是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司马迁在《史记》里称颂禹的功绩：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
光唐虞际，德流苗裔。
”
禹死后，传位于儿子启，改变了黄帝以来的部族共举制，成为世袭制，从此，中华文明进入了“家天下”的历史。中华文明也以成熟的农耕文明立于世界，繁衍昌盛四千余年，傲立于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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