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国学神童,其发展都与家庭早期教育有关。尽管从春秋时代,孔夫子强调有教无类,但是早期教育往往与家庭背景有密切关系。庶民子弟,很难做到。
现在国学再次兴起的时候,很多儿童也有惊人的发展,但是有些人对儿童读经提出很多质疑,了解古代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更加坚定地开展早期读经教育。
王勃九岁写出《指瑕》十卷
唐代王勃幼年时就非常聪慧,六岁时便能作诗,且诗文构思巧妙,词情豪迈,被父亲的好友杜易简称赞为“王氏三株树”之一,表明了王勃早年就显示出杰出的文学才能。九岁时,王勃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后,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错误之处,表现了王勃早年就博学多才。十岁时,王勃便饱览六经。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
龙朔三年(663年)王勃回到家乡,写《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等文章,寻找机会,积极入仕。上书刘祥道,直陈政见,并表明自己积极用世的决心,深得刘祥道赞赏“此神童也!”。
乾封元年(666年),王勃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为之大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首位。
滕王阁
骆宾王与王勃同为“初唐四杰”。据说《咏鹅》是他七岁时所作,号称“神童”。骆宾王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他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
欧阳修少年诗赋如成人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
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司马光七岁能背《左传》
司马光出生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县令(今河南光山县),所以给他起名光。6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7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吕蒙正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
康有为五岁能诵数百首诗
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后跟从朱次琦学习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
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为大开眼界。从中学转为西学。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曾国藩的治家方略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二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综观中国著名历史人物成长的过程,有如下特点。
一是出身于为官家庭。用现在的话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官二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受到良好的教。自隋唐以来,中国古代的为官者都是科举出身,饱读经书方能入仕。他们自身的成长道路,为后代成长奠定了基础。欧阳修出生于北宋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3年后父亲去世。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其父康达初,官任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少年时期师从康赞修、朱次琦,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官至司法总长,共有9个子女。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其中有三个院士。
二是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历史上的为官者很多,有学问的人也很多,但是未必后代都卓越。就因为是否重视教育。唐代诗人王勃出生于绛州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王福畴曾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公职,与当时的大文豪杜易简等人颇有交情,王府虽称不上家世显赫,却也是往来无白丁的书香门第。王勃的父亲爱好诗书,因而对儿子文学功底方面的培养也十分用心,年幼的王勃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于诗歌骈文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王勃文采斐然,十四岁已是进士及地,未及弱冠便入仕途,很长一段时间,父子二人一同在朝为官。苏洵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少年不学,仗着聪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使他痛自检讨,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每日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达六七年,并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此时,苏洵已二十七岁。其自身的文化与成长经历对后代的影响不可估量。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梅圣俞参与其事。他们看了苏轼的试卷,“以为异人”;对苏辙也颇欣赏,“亦以谓不忝其家”,于是兄弟俩同第进士高等。苏轼当时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
三苏
三是具有文德俱佳的品质。富润屋,德润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国经典之书最强调的先是做人,自小浸润于中国经书中的人必然如入芝兰之室,受其感染。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幼年丧父,当时家庭却相当富有,财产达数十万贯。可司马池专心读书,把家产全部让给伯父、叔父们。司马光在年老的时候,日子过得比较紧。有一次,家里没有钱用,他吩咐一位老兵把他相伴多年的坐骑——一匹老马牵到市场上卖掉。老兵临走时,司马光叮咛道:“这匹马曾犯有肺病,要是有人买马,你要据实告诉人家。”老兵私下笑他迂腐,却不能理解他对人诚实的用心。司马光如此真诚,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继承父亲之志,自幼勤奋好学,不仅学识渊博,通晓经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参与了父亲《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
透过这些著名神童人物背后的教育,我们从中可以窥知到他们的品德、学识、涵养。他们从小受到好教育,形成了“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的本性。(赵耀卿)
3月2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