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国学神童，其发展都与家庭早期教育有关。尽管从春秋时代，孔夫子强调有教无类，但是早期教育往往与家庭背景有密切关系。庶民子弟，很难做到。
现在国学再次兴起的时候，很多儿童也有惊人的发展，但是有些人对儿童读经提出很多质疑，了解古代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更加坚定地开展早期读经教育。
王勃九岁写出《指瑕》十卷
唐代王勃幼年时就非常聪慧，六岁时便能作诗，且诗文构思巧妙，词情豪迈，被父亲的好友杜易简称赞为“王氏三株树”之一，表明了王勃早年就显示出杰出的文学才能。九岁时，王勃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后，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错误之处，表现了王勃早年就博学多才。十岁时，王勃便饱览六经。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
龙朔三年（663年）王勃回到家乡，写《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等文章，寻找机会，积极入仕。上书刘祥道，直陈政见，并表明自己积极用世的决心，深得刘祥道赞赏“此神童也！”。
乾封元年（666年），王勃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为之大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首位。
滕王阁
骆宾王与王勃同为“初唐四杰”。据说《咏鹅》是他七岁时所作，号称“神童”。骆宾王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他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
欧阳修少年诗赋如成人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
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司马光七岁能背《左传》
司马光出生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县令（今河南光山县），所以给他起名光。6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7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吕蒙正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
康有为五岁能诵数百首诗
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后跟从朱次琦学习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
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为大开眼界。从中学转为西学。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曾国藩的治家方略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二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综观中国著名历史人物成长的过程，有如下特点。
一是出身于为官家庭。用现在的话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官二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受到良好的教。自隋唐以来，中国古代的为官者都是科举出身，饱读经书方能入仕。他们自身的成长道路，为后代成长奠定了基础。欧阳修出生于北宋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3年后父亲去世。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其父康达初，官任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少年时期师从康赞修、朱次琦，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官至司法总长，共有9个子女。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其中有三个院士。
二是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历史上的为官者很多，有学问的人也很多，但是未必后代都卓越。就因为是否重视教育。唐代诗人王勃出生于绛州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王福畴曾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公职，与当时的大文豪杜易简等人颇有交情，王府虽称不上家世显赫，却也是往来无白丁的书香门第。王勃的父亲爱好诗书，因而对儿子文学功底方面的培养也十分用心，年幼的王勃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于诗歌骈文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王勃文采斐然，十四岁已是进士及地，未及弱冠便入仕途，很长一段时间，父子二人一同在朝为官。苏洵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少年不学，仗着聪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使他痛自检讨，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每日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达六七年，并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此时，苏洵已二十七岁。其自身的文化与成长经历对后代的影响不可估量。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梅圣俞参与其事。他们看了苏轼的试卷，“以为异人”；对苏辙也颇欣赏，“亦以谓不忝其家”，于是兄弟俩同第进士高等。苏轼当时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
三苏
三是具有文德俱佳的品质。富润屋，德润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国经典之书最强调的先是做人，自小浸润于中国经书中的人必然如入芝兰之室，受其感染。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幼年丧父，当时家庭却相当富有，财产达数十万贯。可司马池专心读书，把家产全部让给伯父、叔父们。司马光在年老的时候，日子过得比较紧。有一次，家里没有钱用，他吩咐一位老兵把他相伴多年的坐骑——一匹老马牵到市场上卖掉。老兵临走时，司马光叮咛道：“这匹马曾犯有肺病，要是有人买马，你要据实告诉人家。”老兵私下笑他迂腐，却不能理解他对人诚实的用心。司马光如此真诚，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继承父亲之志，自幼勤奋好学，不仅学识渊博，通晓经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参与了父亲《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
透过这些著名神童人物背后的教育，我们从中可以窥知到他们的品德、学识、涵养。他们从小受到好教育，形成了“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的本性。（赵耀卿）
3月21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