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数年前，河南洛阳西工游园对面新添了一座博物馆，名曰"天子驾六博物馆"，即考古工作者口中的"车马坑遗址"；
而早在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的郑韩故城遗址中发掘出一族"九鼎八簋"青铜器，一举震惊国人。
那么，除了"天子驾六"、"九鼎八簋"的文物外，“六”“九”“八”这些数字有什么讲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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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色彩，还是数字，均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一时不察，甚至会带来抄家灭祖的风险，而这一的形成时期大约是西周。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周王室的统治，一方面大搞分封，将子弟、功臣封到其他地区为王，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去开拓疆域，并拱卫周王室。另一方面，则是吸取了商代灭亡的历史教训，用礼乐制度来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其中，数字的多寡就成为其中重要一环。
史料记载，周公在扫平商纣王之子盘庚发起的叛乱后，就着手制定严密的礼乐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阶层均有着不同的礼和乐，并且延伸到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鼎和簋来说，"鼎"最早是一种烹煮肉和存贮肉的方形器皿，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礼器，被视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在西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分别是按照鼎的数量来进行的，以九为极，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为五鼎、士用三或一鼎。
"簋"是盛放煮熟饭食的圆形器皿，后演变成礼器，多见于商至东周时期，其后渐少。通常情况下，簋与鼎搭配使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一鼎则不配簋）。
然而，随着周王室东迁洛阳，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孔子在《论语》中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指的是当时鲁国大夫竟然采用周天子才能使用的八佾（六十四个人）之舞；而"九鼎八簋"被发现于郑韩故城中，也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已不将天子放在眼里，纷纷逾越礼制。
"天子驾六"则是礼乐制度在驾乘用车上的具体表现，天子配六匹马拉的车驾，这六匹马也是经过严格挑选，一般为统一的纯色马。这一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仍得以延续，不过，西汉初年，因民力凋敝，刘邦出行时只能凑六匹颜色不一样的马；而到了唐太宗时期，由于在陇西各地设立御马监，战马质量有所上升，其陵墓前的"昭陵六骏"即为明证。
到了近现代，数字用来区分礼仪的表现则越来淡薄，不过数字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依然存在，比如在许多地方依然保留着吃饭做菜时回避"三个菜"的风俗，这或许与原来祭祀时采用三牲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