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和远方”
——兼谈我的书房题名
▲柯继承
早先我的书房,其实就是卧室,当时为了“附庸风雅”,也学着给它取个“书斋”名,但这个“书斋名”,一直在改动,说来也是挺有趣的。
最初,我迷上了《老子》,那时还年轻,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很感兴趣,就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部王弼注的《道德经》,为此,特给书斋题名“一妙观”。兄弟发现了,笑道:“从来只闻玄妙观,三教九流同喜欢,如今又见题一妙,和尚庙耶道士观?”我也哑然失笑,随手将题名扯去了。
“文革”初期,我去“串联”。弟妹在家,把书架上的书集中在天井里,请来火神爷“消灾祛邪”,所有藏书都成了祝融氏的口粮。待我归家,只剩下枕下的一本秦牧写的《艺海拾贝》和一部《古文观止》。伤心至极,我又给书房题名“余二堂”。接着这两本书也无法抛头露面了,书架上只剩下几部新的《毛选》,于是改名曰“雄四堂”——“雄文四卷之堂”也。后又担心“雄”字招祸,改为“四卷堂”,又嫌太寒酸,接着改成“卷卷堂”。爱取乐的兄弟又说开了:“这个堂,那个堂,别忘了还有麻酥糖。”麻酥糖是苏州特产(食品),当时商店里就靠它勉强维持着苏式糖果的特色。
1974年,在农村。偷偷借来一部石印本《聊斋志异》,每晚,点着煤油灯,一灯如豆,借古人心血浇自己块垒,别有意趣,发一狠心抄完《聊斋》;又手抄了全本《西厢记》。无形中加深了自己的文言文功底。为了纪念这些有意义的夜晚,给书斋换了个新名:迎月轩”。“
我一向佩服晋朝能文能武的名臣杜预。武功上,他坚持统一中国的大略;文事上,他注解了《春秋左传》,为古籍整理立了大功。为此,我就暗暗用了“长乐春秋”的笔名。1976年后,堂而皇之地把四字刻成藏书印章。有好一阵,我的藏书扉页,都盖有此印。同时,又将藏书日见丰盛的卧室题名为“长乐春秋室”,这表明了我的生活观:春秋者,年华也。春种秋收,春花秋实。一个人只有既始终热爱生活,又不失时机地耕耘播种,他才能有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而读书,当是人生耕耘的一大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后,有了新居,但孩子大了,也需要单独房间,我的卧室只得仍兼书房。当然,“长乐春秋室”中的藏书与日俱增,它还成了我的许多作品的摇篮。有的时候,我可能一文不名或愁肠百结,但一入书房,就觉得自己很富有,很充实,很快乐。而“长乐春秋室主人”也已成了朋友们对我的昵称,有时我也乐于自称,因为在书斋中,我确实获得了长久的快乐。
90年代中期,我终于有了一间名副其实的、面积达15平米的书房,“一人独有”,能够完完全全做一回“坐拥书城”的“南面王”了。心满意足之余,便认真考虑它的芳名。朋友潘振元是书法家,那一阵正热衷于写诗,有一天读到了他的诗句:“书常忘形读”,非常喜欢,便抄下送给陈愉园前辈看。陈是钱仲联先生的师兄,诗词造诣极为深厚,读到了那诗,击节称赞,主动改续了后句“画取野塘秋”,复又回赠给我。其时我已年过半百,退尽铅华的清秋,不正暗示着人生的又一层境界么?这实在令我喜出望外。于是,拈来作为书房名,曰:“忘形读书斋”。又请摩和兄治印一方,作为新世纪的藏书章。更高兴的是,书房里除了硕大的书桌以及摆满书籍的书橱、书架外,还有了一台电脑,它为我古色古香的书房装上了“与时俱进”的动力源。
转瞬间,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书房老矣!特别是退休后的十年,存书不断增多,车库已成为我书房的“副室”。电脑换了两台,书架上还有了十几本自己的著作,但书房名不再改动。除了旅游外,我更多的日子依旧在书房里“忘形读书”。在我看来,生活永远不会疲惫,而书房也是我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