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观分析判断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生态环境不容乐观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在从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新视野，客观分析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要求的前提下，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总体部署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势在必行、事在能行、行则必果。
1.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农业生态环境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资源、淡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各种要素的总称，是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如今，包括土地资源、淡水资源、气候资源等要素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生态环境有日益恶化的趋势。
——农业生态恶化，农地质量下降。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农业生态环境退化，增加了全球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据美国与菲律宾联合研究的资料显示，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粮食产量将减少10%。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有专家认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00万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38%。全国19.4%的耕地受到污染，其中中度、重度占2.9%；7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工业“三废”造成耕地污染约有1.5亿亩；化肥年使用量达4700多万吨，氮肥利用率不到30%；农药年使用量达140万吨以上，使用率仅在30%左右，大部分流失到水体造成污染。每年产生的40多亿吨畜禽粪便大部分没有得到处理利用。广大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堆积在田边地头、水塘沟渠，影响农村环境卫生。
我国耕地质量普遍偏低，存在土壤养分失衡、肥效下降、退化严重、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全国高、中、低产田的面积分别为5.4亿亩、7.1亿亩、5.7亿亩，分别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9.5%、39.0%、31.5%，。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0.3%。全国耕地因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渍化、酸化等原因导致的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耕地有机质含量在0.5%～2.5%之间，属于较低水平。由于荒漠化导致草地退化，在全国可利用草地约33.6亿亩中，退化面积达85%，严重退化年均3000万亩。
——温室效应凸显，淡水资源紧张。由于温室气体含量的不断增加，气候专家预计，到2025年全球气温将上升1℃，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1.5～4.5℃，在过去的100年海平面已上升10～15厘米，再过100年海平面可能上升100厘米。温室气体的逐年增长不仅影响地球表面热能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而且导致了大气层中臭氧层的破坏，引起了地表紫外辐射强度的增加，对生物和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虽然地球的70%面积覆盖着水，但只有2.5%是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目前，全世界有60%的地区面临供水不足，约1/3人口生活在面临中度和严重水紧张的地区，世界人口的2/3或近55亿在2025年也将有面临这种局面的风险。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的资料显示，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水资源供应对作物最高产量的满足程度，将从目前的86%下降到75%；发展中国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由灾害气候引起的粮食产量将减少3%～5%，其中亚洲国家将减少5%～8%。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列世界第88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
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还体现在绿色屏障锐减和土地严重退化上。这里就不再详说。总而言之，纵观世界及中国，农业生态环境有持续恶化的趋势。面对这样的趋势，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认清这种形势：因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抗拒这种恶化趋势的能力远不如发达国家。
2.恶化的根源是恶性循环
农业生态环境是在内外因素的夹击下，出现了明显的持续恶化的趋势。恶化的根源是恶性循环。必须正视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唯有如此才能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外在因素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诸如公路建设、矿业开发、自然灾害等等因素。公路的修建对生态环境、土地利用、水利水文、水土资源、生产生活等都直接或间接产生负面影响。如高速公路的建设是带状工程，涉及面广，对其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大，会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失调、气候异常、噪声、废气和尘埃等，公路运营后路体分割了生物的生存空间，公路附近的动物容易被汽车撞伤、轧死；由于汽车废气、噪声、有害物质的产生，使生物栖息的生态环境（(空气、水、土壤))逐渐恶化，引起生物发育不良，繁殖机能减退，疾病增多，抗病能力下降，导致种群数量减少，甚至影响整个生物群落。因此在修建公路时，必须做全面而严格的环评。
多年来，矿山企业普遍存在重资源开采、轻环境保护的问题。部分国有大中型老矿山历史包袱过重，矿区土地破坏面积大，地质灾害隐患严重，恢复治理任务艰巨；众多小矿只顾采挖资源，不顾环境保护，造成采区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许多矿山废石、废渣、废水随意堆积排放，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尾矿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利用，既不利于资源二次开发，也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矿山企业选矿废水不经处理排放，排放的废水占工业废水的10%，严重污染水体和土壤；采矿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占工业固体废弃物的80%，金属矿山附近尾矿废弃物排放达50亿吨，煤矸石已达40亿吨，并以每年4亿～5亿吨的排放量剧增；采矿占用和损毁土地近9000万亩，全国复垦率仅为20%，大量老矿山的塌陷区、排石场、尾矿坝都亟待进行治理。
——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能无法小觑。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农业土地资源已接近超强度利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的使用，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重要途径的同时，超量使用、高毒低效、浪费惊人、无人管理等现象在一些地区普遍存在。农业污染问题已相当严重，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种植业、畜牧业和废弃物。种植业是中国农村的主要产业，也是农村污染的主要来源。由种植业产生的污染来源主要包括在种植产业中施用的生产资料和或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造成的污染。进入本世纪，增加产量或维持高产，主要靠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全国施用化肥折纯5839万吨，比2000年增40%多，化肥当季利用率在30%左右，约为国际利用水平的一半，化肥总投入占农业生产成本、物资费用加人工费用的25%以上。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我国粮食作物平均单产水平提高了73%，每公顷增长到4871公斤，而化肥投入量增长了423%，平均施用量已达到每公顷444公斤，分别是法国、德国、美国的352%、370%和766%。过量施用化肥所产生的氮氧化物每公斤对增温的影响大约是二氧化碳的298倍。全国每年农业生产使用农药181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有效利用率35%，约30万吨（折纯），居世界第一位，但利用率只有30%，其余皆漂移、流失，对土壤、水源、空气及农副产品产生污染，致使田间大量天敌死亡，既造成了环境污染，又破坏了生态平衡。中国农用薄膜产量238万吨，占世界农用薄膜总量的60%以上，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1.6倍，每年40%没能回收地膜残留量高达45万吨。广大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堆积在田边地头、水塘沟渠，影响农村环境卫生。
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量巨大。据专家估算，每年产生的40多亿吨畜禽粪便，大部分没有得到处理利用直接排放。据专家估算，全国畜禽粪便年排放量超过40亿吨，是工业有机污染物的4.1倍，大部分没有得到处理利用直接排放，畜禽日产粪便量为1123万吨，是工业有机污染物的4.1倍，且大多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农业环境带来极大威胁。
废弃物指固体废弃物主要是植物秸秆和蔬菜废物。据相关资料，我中国每年约有1.4亿吨秸秆被露天焚烧，约占其全年产量的1/5。由于秸秆在露天环境下多为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危害人体呼吸道的污染物。焚烧引发的浓重烟雾，容易造成电线、电缆、通讯线路等公共设施损坏，引发火灾，甚至导致能见度下降，屡屡延误航班正常起飞、妨碍高速公路正常运行。同时，农田表层3～5厘米土壤的有机质，也因为秸秆焚烧造成大量流失。
农业不仅具有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食物和工业原料的生产功能，而且具有保护自然、稳定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然而，农业的生态功能既不能直接转化为农业经济效益，更不能直接转化为农民收入，而是间接地体现在周边的生态环境、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在农业生态建设上，做出贡献的往往是上游地区、农业地区、经济薄弱地区，而受益的大多是下游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做出贡献的主要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而受益的则是整个经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
——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农业生产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我国城镇每天产生餐饮垃圾4万多吨，如处理不当，不仅造成城乡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隐患，还将导致有机质浪费。臭味扰民成为市政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每年大约有2000万头“垃圾猪”、上万吨“泔水油”流入城乡市场，被卫生专家称为人畜传染性疾病爆发的“隐形炸弹”。种养业每年产生的40多亿吨畜禽粪便和7亿多吨农作物秸秆中，前者无害化处理不到30%，后者大量焚烧或废弃（造成空气等环境污染），科学利用率不足20%。携带大量的大肠杆菌、寄生虫卵等病源微生物和主要污物COD、BOD、NH4- N、TP、TN等的畜禽养殖粪便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导致水体污染,成为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另一主要污染源。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导致农产品生产增加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因产地环境安全控制、投入品质量控制、产品质量控制及产品认证等方面成本。
总之，影响与危害农业生态环境乃至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因素，不仅包括自然因素在内的外在因素，而且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生产和加工过程以及农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的自身因素，同时还必须考虑政府和消费者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非经济要求。也就是说，合理合法地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者利益造成危害或负面影响予以经济补偿，促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之策。
3.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国内外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生态环境日趋好转的客观要求。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作为“绿箱政策”，是发达国家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一种方式。尽管执行补贴标准、应用范围不同，但参与主体都包括政府机构、科研部门和农民。通常的做法是科研部门提供进行生态补偿所需要的技术支持，研究提出环境友好型替代技术，为制定和执行生态补偿政策、法规和标准提供科学依据；政府机构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体系，落实各项奖惩措施；农民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获得相应技术补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德国、英国的做法各有千秋，但其经验表明，制订法律法规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实行技物结合是生态补偿可持续的重要支撑，加强监管是确保生态建设成果的必要手段，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多渠道的融资体系是稳步推进的主要途径。
我国在农业生态补偿方面的尝试包括国家主导的退耕还林（草）、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以及渔业生态补偿等。同时，探索建立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行动、全面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农村沼气、重点推广粮田保护性耕作技术等。其主要经验有四条，即：立法是促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有效保证，以国家政策形式实施生态补偿为主要途径，“用限结合”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有效手段，农产品质量安全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目标。
4.面临着诸多障碍性因素
阻碍我国建立健全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耕地质量下降持续。总体而言，我国耕地质量偏低，存在土壤养分失衡、肥效下降、退化严重、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重用地轻养地、重产出轻投入、重化肥轻有机肥的“三重三轻”现象已具有普遍性，上世纪60年代初有机肥占肥料总投入量的80%～90%，而现在有机肥实物量仅占肥料总投入量的25%，同合理的施肥比例（40%）相比少15%左右，微量元素肥料施用面积仅占应施用面积的15%。这种“重化肥、轻有机肥”、“重氮磷肥、轻钾肥”、“重大量元素肥、轻微量元素肥”的施肥习惯，加剧了局部地区的耕地土壤养分的不平衡。
其二，生态补偿力度较小。我国的生态补偿主要局限于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矿区植被恢复等内容，其它方面的补偿刚刚兴起。如草原生态补偿现有投入与生态保护需求不相称，牧民享受国家惠农强农政策偏少，牧民稳定持续增收难度越来越大；再如在水域生态补偿涉渔工程环评管理中，国家环评规定、生态补偿资金、生态补偿措施难以落实到位，相关基础研究和支撑薄弱。
其三，融资渠道比较单一。我国的生态补偿融资渠道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两种方式，其中财政转移支付是最主要来源，纵向转移支付占绝对主导地位，即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而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微乎其微。这种完全由中央政府买单的方式，显然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不协调。在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企业与地方政府、企业与农场主之间为保护环境而达成的诸多契约，构成了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
其四，补偿标准不甚合理。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项目，其标准基本上采用“一刀切”的政策。如在退耕还林补偿中，全国仅分南方和北方两个补偿标准，这样的补偿方式在一些地区导致了“过补偿”现象，而在另一些地区却是“低补偿”。由于补偿标准的制定缺乏科学依据，没有体现出因地制宜性，致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
其五，缺乏基础制度支撑。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生态补偿基础性支撑制度仍非常缺乏。产权归属不清、法律保障不力、融资渠道单一，监管机制漏洞多，效益评估机制科学性不足等问题仍非常明显。
要健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破除上述障碍因素，否则，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将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5.探索中国特色解决之路
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理清相关各方利益关系为核心，着力建立和完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探索解决生态补偿关键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实践中取得经验，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与技术支持。
建议确立“政府主导、补罚分明、形式多样、城乡互动、区际公平”五项基本原则，采用“源头控制、过程拦截和末端循环”相结合的联控技术措施，走有中国特色解决农业污染问题的道路。进一步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坚持从生产、生活源头抓起，转变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减少农业投入品使用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坚持“种养结合”，“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标本兼治，整体推进。
一是进一步完善农业环保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和细化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根据已有工作基础和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求，积极推动、尽快颁布实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和《农药管理条例(修订案)》。
二是持续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议在适当时机开征《农业环境保护税》，设立农业生态补偿专项基金。探索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补偿机制，激励农民采用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资料，促进资源节约型技术和成果的转化应用；全面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补贴项目；扩大实施国家标准化畜禽示范场改造和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项目；扩大低毒生物农药示范推广补贴试点，调动农民使用低毒生物农药的积极性；提高农村清洁工程实施标准，扩大实施范围；继续加强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建立提升农田地力、促进节能减排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对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推进畜禽养殖粪便、餐厨垃圾等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给与补贴；对种植绿肥和安全防治病虫害给予补贴；对回收残留地膜、使用全降解地膜、综合治理农田地膜残留污染给予补贴；对秸秆粉碎还田、覆盖还田、堆腐还田等科学利用农作物秸秆提升地力给与补贴。
三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建设。从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等环节入手，以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节肥节药技术推广应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重点，制定实施防治规划，优先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粮食主产区、集约化养殖重点区、蔬菜及设施农业重点发展区）、重点流域，尤其是水源保护区周边，布局建设一批示范工程和综合防治示范区，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目前，由于缺乏全面的调查监测，防治措施缺乏针对性，需建立长期动态监测网络，就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机制、排放特征、迁移变化规律、防治技术及模式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试验示范。
四是编制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从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等环节入手，以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节肥节药技术推广应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重点，制订实施全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优先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粮食主产区、集约化养殖重点区、蔬菜及设施农业重点发展区）、重点流域，尤其是水源保护区周边，布局建设一批示范工程和综合防治示范区，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五是强力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应用。加强研发推广，积极探索集污染防治与耕作制度改革、水肥管理等于一体的可持续的种养模式及配套技术体系；加强农机农艺结合，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精准化施肥等控源节能减排及低碳农业技术，推进畜禽粪便等有机物的资源化、循环化利用。在主要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大力推行绿色防控，力争到“十二五”末，全国蔬菜、水果、茶叶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面达到播种面积的50%以上，绿色防控实施区域内化学农药使用量消减20%以上。
六是科学重塑生态农业城乡良性循环。运用微生物资源循环技术，形成食品—餐饮废物—生物饲料（肥料）—养殖（种植）—食品的生态农业城乡大循环，利农业发展、利农民增收、利百姓健康、利生态环境，利持续发展，是一场新兴的产业技术革命。针对认识不到位、政策不配套、法律未健全、利益多元化、投入缺口大、场地难落实、补偿起步迟等瓶颈性问题，建议：建立部门协同推进机制。采取“整合资源、城乡互动、政策扶持、行政规制”的方略，实现源头治理与循环利用、食品安全与生态环保、产业创新与经济效益“三兼顾”。形成多元投资支持机制。实行中央立项支持、地方政府配套、吸引社会投资的投资支持机制，鼓励和引导具备条件的省市县，开展示范工程试点，大力推广、抓紧建设先进有效的餐饮垃圾生化处理设施，妥善解决建站选址困难。完善分类集中收运机制。政府出台相应的餐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规定并严格执法，根除“垃圾猪”、“泔水油”等地下交易链；采用“环卫专业收集+街道协管+市场激励”的运作模式，从机制上解决餐饮垃圾的收运难题。餐饮垃圾的产生者、收运者和处理者，必须设置符合标准的收集、存放、处理专用设施和设备，产生单位应当合理承担餐饮垃圾收运处理费用。 ?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战略与管理》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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