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澳洲引起轩然大波的板球作弊丑闻，要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吗？哈耶克是个新自由主义者吗？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说，哪个才是这个时代经济政策的真正主宰？“拉弗曲线”是自由经济学说，还是马基雅维利治术？（作者为澳洲圣母大学经济学讲师。）
经济政策时代的精神：
哈耶克还是凯恩斯？
文 / 马克·霍恩肖 译 / 禅心云起
3月，涉及“使用砂纸搓球”的欺诈丑闻震撼了国际板球界，澳洲板球队正、副队长最终被禁赛12个月。这则丑闻在澳洲媒体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国之大耻。【注：板球号称澳洲国球，澳洲人对其情有独钟。在板球运动中，进攻方也就是投球一方故意摩擦板球让球面变粗，利用空气动力可产生一种不自然飘度，增加对方击球手击中难度，属规则明令禁止的作弊行为。】
专栏作家喜欢假定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但也许最怪诞的解释，来自澳洲广播公司的媒体大亨斯坦·格兰特。格兰特在社论中写道，哈耶克（不是其他人，而偏偏是哈耶克），不但创立了我们今天的全球秩序，还给了我们一连串直接导致了板球作弊丑闻的观念！这是众多陈腔滥调于“别人光考虑经济学，而我心怀更崇高理想”文章中的一篇。“新自由主义”这个虚构怪物再次袭来。
经济学和贪婪
格兰特文章传递的信息是，经济学本质上是贪婪的科学。他抱怨说:“把人类所有动机都简化为经济人（Homo-economicus）单维理性自利心。”经济人概念是由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构建的，因为活生生的人（homo-real-life）并不契合于他们的数学模型。但任何熟悉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哈耶克来自于奥地利学派，而这个学派，恰恰强烈反对这种方法。
奥地利学派方法的起点是人，因为人实际上是有目的、作选择、行动着的，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善的，他们的目标是不同质的。在这个物质和时间稀缺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没办法逃避选择和行动。经济学研究人的行动：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延迟一种行动方式，以便采取另一种行动，无论行动成功与否。成本和收益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定义：不局限于财务类型，也不局限于发生在行动人本身。人类不是单维的计算机器——我们的道德判断指导着我们的选择。
关于某些行动是自私还是利他的描述，都不影响这些行动内在还是外在于经济分析的范围。有如物理科学可用来研究物体轨迹，无论是嬉戏取乐抛出的皮球，还是怒不可遏投掷的石块；经济学根据全部范围的人类动机，来研究一切人类行动的后果。特蕾莎修女为了帮助加尔各答的麻风病患者，宁可放弃其他各种可能的行动。她权衡（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她所认为的收益和代价。窃贼同样会在入室行窃时，权衡其认为的收益和代价——截然相反于受害者的权衡。我们如果不喜欢某些动机或行动，就该如实说不喜欢。然而，我们不该因此拒绝研究行动和后果的这类科学。
你遇到过
新自由主义者吗？
左倾专栏作家眼中，到处都是“新自由主义者”：他们随时准备把贪婪自私拔擢为至高的美德，并利用手中无疑握有的权柄，强迫所有人接受其邪说。如果你习惯于不加鉴别就同意新自由主义是种存在威胁，那么就让我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遇到过任何自称新自由主义者的人？我唯一见过一个自我描述的新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研究院的山姆·鲍曼，在澳洲自由至上协会的弗里德曼会议上发言，解释其英国智库如何有意采用了这个标签。除了个别特异者，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不过是校园里面的骂人话而已，一个对任何你讨厌之物的绰号。
古典自由主义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种待人以和平和尊重的观念，一种避免使用侵犯暴力或欺诈行为的观念，一种尊重他人和平取得之财产权的观念。正是这些观念，导致了19世纪奴隶制的废除，导致了财富、预期寿命与和平在世间前所未的最大幅度增长。也正是这些观念，由于世界大战的蓄势待发，由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集体主义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法西斯”变种升上支配地位，在20世纪初戛然而止。米塞斯、哈耶克等残存的古典自由思想家，就有如旷野希声，在他们的时代和在当今时代一样，都不为任何政治掌权者所理会。
哈耶克大战凯恩斯
哈耶克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可用概括为：智识上的谦卑。一个和平社会的运转，需要每个人默会的还有正式的分散知识。中央计划者根本无法获得用来计划的所有知识。哈耶克说：“经济学不寻常的任务就在于告诉人们，他们自以为能够设计出什么，可对此所真正知道的甚少。”托马斯·索维尔称这是一种“谦抑”（constrained）的观点，它鉴于人性，诚实评估什么是可能的，针锋相对于中央计划者“恣肆”（unconstrained）的视角：认为唯一阻碍我所欲之乌托邦的就是充分的政治决心。但你认为统治者及其代言人，对一种智识上谦卑的信息，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我书架上有22本不同经济学教材（感谢出版商发给我的赠阅本），包括澳洲各大学使用的所有主要教材。其中19种连在索引中列出哈耶克的名字都无。只有一种，我不得不订购的，卖力引用了哈耶克的贡献，而另两种，则用一个标注或旁注来打发他的贡献。建立全球秩序？原来不过如此！
那么在上个世纪，是谁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毫无疑问，凯恩斯的政策处方和理论，席卷了这个领域，由几乎所有的政府实行，在所有的公办学校传授。他的思想从头至尾，贯穿着所有的教材。
凯恩斯思想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自负。凯恩斯是英国优生学协会的知识精英和主要成员。他厌恶布尔乔亚道德观和劳动阶层家庭观。这些观念都多少包含了目光长远、勤俭节约，重本地社区，而轻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对他目光短浅、专注享乐的世界观，他以政策来推进，以理论来证明。凯恩斯主张国家全权控制，只要权柄由他的社会圈子所掌控。他向纳粹政权脱帽致敬，并赞扬了苏俄除了崇尚他所藐视的无产阶级以外所实施的一切法子。
凯恩斯的政策处方非常适合于政治权力的据有者或寻求者，从理论上合理化他们一向希望实施的政策。正如米塞斯所解释的：
“‘凯恩斯革命’早在凯恩斯赞许它并为之编造伪科学理由以前就已发生了。他真正所做的是为当前政府的政策辩护（…）”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空前成功，是因为它为当代政府的“赤字支出”政策提供了显赫理由。这不过是考虑消耗前几代人累积资本之败家者的伪哲学。
当政府引入了自上而下的经济计划时代、中央银行制度下的货币垄断、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死灰复燃、旨在排除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劳动法规，还有全面政府和全面战争时代，凯恩斯为政府提供了智识上的支持。正是这些观念，撇开了古典自由主义，在余下世纪里，塑造了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把板球作弊丑闻（或其他任何你不喜欢的东西）归咎于哈耶克，意义上就像把它归咎于阿兹特克人或德鲁伊教一样。在精彩视频《世纪之战——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第二轮》，哈耶克凭借几记重击，赢得了智识上的争论，可凯恩斯还是被宣布为官方的冠军，这让两位选手都大感意外。
社会与反社会行为
米塞斯说：
“社会不只是互动。在宇宙的一切部份之间都有互动：狼和它所呑噬的绵羊之间，病菌和它所杀死的病人之间，坠石和它所碰上的东西之间，都有互动。另一方面，社会所涉及的互动，是指人们为达到各人的目的而彼此采取的合作行为。”
社会是人们彼此间和平相处和相互尊重的结果。社会不能独立于其成员而存在，它必须日复一日，由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所创造和维护。自由和自愿的互动创造了社会，而使用侵犯暴力或欺诈行为，则可以消灭和摧毁社会。反社会行为包括诸如抢劫或板球作弊等非法手段，或通过政治手段对强制暴力的合法使用。社会和反社会行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发生；法律的恰当目的，就是鼓励前者，阻止或惩罚后者。
但反社会行为可能大受欢迎。正如巴斯夏所警告的那样：
“当掠夺成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某一伙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时，他们在经历一段时间后，自我创造了一套授权掠夺的法律体系和一种美化掠夺的道德准则。”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中被抛弃，经济计划者的道德准则美化了国家这个强迫控制的典型。
在古典自由传统中，社会意味着和平的互动。但干涉主义者以不同视角来看待社会。“社会”在他们看来，本身是一个实体，而他们则是这个实体的代言人。他们会说，我们应该抛开“自私”的个人利益，把“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可不光是在说，你应该对周围的人友善，这是随便哪个正常人，都会优先考虑的。他们所说的“社会”，并不指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哪怕你的邻居，也只是“纯粹个人”。社会对他们而言，就是罗斯巴德所描述的“随时准备抢走你的钱，给你的行为和你的生活下命令的一小群嗜权教条者和剥削者。”在他们的道德准则中，反社会行为是种美德，只要这些行为，由他们来实施。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掠食者和猎物是一回事。
当其他所有人都和平行动时，反社会行为给那些利用它的人带来了最大好处。一个骗子不希望别人成为骗子。一名抢劫犯也不想生活在人人都是抢劫犯的地方。如果其他球队也效法，板球作弊就不会给球队带来任何好处。敛税者和社会计划者也是如此，如果人人都是借助强制依赖他人生活的寄生虫，那就没人成为具有生产力的宿主，那么他们的计划也就不会奏效。因此，国家统制论者的座右铭是“当你这样做时不好，但当我这样做时就是好的。”正是这些想法，当它们渗透到社会肌体中时，就会导致广泛的腐败、欺骗甚至板球作弊。
20世纪70-80年代
发生了什么？
在米塞斯逝世一年后的1974年，哈耶克因其关于货币理论的早期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两人都预测并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事件，凯恩斯主义框架中认为不可能的结果。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尽管正确，但呈交出来的政策建议，对于掌权者来说，仍然难以下咽，只能置之不理。没有任何一家中央银行会自我废黜，也没有一家政府开始减少它对社会掠夺的总体规模。
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左右，撒切尔、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转变。澳洲则在霍克、基廷工党执政期间。这个时代见证了某些干预操纵市场的最坏情形被废除：见证了许多坐在“羊毛委员会”、“蛋类委员会”强加其“生产配额”的行业沙皇终结；见证了进口消费品的沉重关税削减；见证了先前在政府强制垄断下憋屈的电信、航空等行业的开放。在所有这些行业中，产品和服务都明显变得更贴近百姓，人人可以负担，尤其是穷人，实际收入增加了。
随着这些给消费者去除不便的改革实施，税率在某些国家，从惊人的90％一路降低。但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突然之间良心发现，认为盗窃是错的；他们像以往一样不受良心困扰。奥派以外类型的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些变化，他们具有更多马基雅维利式的狡猾。拉弗用他著名的拉弗曲线向统治阶级展示，越过某一点，高税率反让国家掠走更少税收。对行为较灵活的高收入者征税时，尤其如此：他们可以避开应税行为。正如马基雅维利向其王公表明，给臣民一些自由，符合王公本人的私利，从而悄悄给普通百姓带来好处，拉弗等人，在他们的时代，就是这么帮助被掠夺阶级。【译者注：著名的拉弗曲线声称，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罗斯巴德等人也指出，实际上，我们普通百姓，真正想要的决不是政府税收的最大化，而是掠夺的最小化，我们希望把税收减少到零。】
索威尔说：“政治就是让你的自私欲望看起来像国民利益的艺术。”但拉弗将共同利益和政治阶级的自私欲望协调起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掠夺性国家在扩张，可一旦人们可以在更少国家暴力障碍下，自由满足彼此需求，和平和自愿部门也增加了。尽管如此，从实际上缩减强制部门，并将所有反社会行为视为犯罪的任务，也就是实现自愿社会的任务，仍要艰巨得多。寄生统治阶级，不顾和平个人行为所服从的伦理，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其权力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