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孙皓晖教授
演讲大纲
一、前言：研究中国文明史的轴心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二、世界文明史的四大阶段
三、中国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差异
四、结语：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寻找历史方向和话语体系
三、中国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几个差异
另外一个基本理念，是对中国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比较。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进行比较？因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整个欧美文明的历史基础，我们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在总体上研究清楚了，把它的性质、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基本上理清楚了，那么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明和它的相异处、不同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能彻底看到我们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发展的，完全不是所谓特殊文明，我们是和西方文明完全并行发展的。当然同时从史学上需要附带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古典文明时代要是说东亚、西亚的其他国家，包括北非的古代国家，他们大体上倒是和西方是比较接近的，甚至包括印度文明在古代都是非常模糊的，不足以作为清晰的定性和形态的分析去研究，至于我们中国文明则是完全地保持了一种独立的基础。
我们首先从最基础的一个差异开始，就是欧洲文明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比罗马文明产生的要早，古希腊文明圈是产生在地中海周围的一系列岛屿上的族群形成的，可以说这些岛屿从它今天的地域环境来看已经非常狭小了，在当时的地域看也不大，因为这是有历史参照系数的。希腊形成邦联国家，就是城邦组成联盟，我们用现在国家定性的语言去说，也把希腊当做一个邦联体来看待。那么希腊这个邦联体它的生存环境就是海洋环境，而且岛屿相挨，肯定在古希腊进入国家文明之前人们已经有了商贸，有了经济各个方面的往来，在往来频繁的基础上才产生了紧密的连接，然后其中可能以某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个族群为中心，把大家联合起来成了一个邦联体。所以它这个狭小的、范围不大的海洋地域和岛屿环境，就形成了它分治的基础。所以对于希腊邦联，不论是西方人研究世界史还是中国人研究世界史，我们都无法说出古希腊政权作为最高的邦联政权是什么、它的传承是什么、它的领袖是谁？一旦说希腊文明，我们知道曼悉尼、知道雅典、知道马其顿。这些大的城邦国家是实体存在的核心，所以论及古希腊，我们大部分说的是雅典城里怎么回事。而对于希腊的邦联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什么形式以及经历了哪些阶段的发展，整个面目都是不清晰的。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是邦联或者是联邦，那么周王是最高邦联政权的核心就非常清楚，而且传承也非常明晰，国王是谁，第几代是谁非常清楚，古希腊就不一定。古希腊确切的历史纪年也很难把它说得清楚，也就是说，古希腊就是这种文明下产生了某些族群，这些族群建立了几座或一座大的核心城堡，这就形成了一个城邦国家，这无数个城邦国家联合就是所谓古希腊的邦联。从历史实践的意义上去看的话，我认为希腊邦联与其说是一个邦联国家，毋宁说它是一个文明圈，这就如同古希腊后来的马其顿强大起来以后，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类似。亚历山大在三十多岁战死以后，帝国又迅速解体了。那么，西方世界史研究专家们就把亚历山大死后但又受到希腊文明影响的国家叫做希腊化国家。所以这是一种历史认定，并非它真正、客观的有政权存在，这是一种对比。
而中国的地理环境不一样，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地域环境，而且基本上是大陆环境，因为我们滨海地区在远古时期也有非常多的族群居住，也是我们的国土，但是主体活动主要在大陆地区，所以辽阔的大陆土地，无数庞大的人群，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产生的联系不比希腊的岛屿相望又各自驻守，商品一交换、经济一沟通，就重新又回到本岛去了。中国这个辽阔的大地上，除了山川河流的阻隔以外，如果发动大型战争，它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从黄帝炎帝时期南北战争就开始了。黄帝从中原腹心地带或者陕西地带，炎帝从南方北上都赶到河北那个地方打仗去了。我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里面分析到了，为什么这个战争的空间转移这么巨大，在当时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它空间转移这么巨大，至少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在文明形成时期，它的地域，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的基础是非常辽阔的，它和希腊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别，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也好，和罗马文明也好，产生了基础的差别：这就是进入国家文明时代的文明基础的差别。希腊也好、罗马也好，都没有经过严酷而漫长的文明积累，它跨入国家这个时段甚至都是模糊的，中国文明便不一样。我们如果从黄帝时代开始算，到大禹治水，此间将近一千年。如果以大禹治水为最大的历史事件标志中国民族进入了国家时代，那么严酷的大规模治水——中国的洪水时代大体是一百年上下，就使我们足够可以将其称为洪水时代。洪水时代和炎帝、黄帝以及尧帝时代，中国可以说在建立国家文明形态之前，中国的文明积累已经有了一千余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历史中，联盟性质的政权我们都没有算作国家，比如五帝时期我们不算做国家。算作传说时代、算作联盟时代。因为有了这么悠长的进入国家时代之前的文明积累，所以中国一旦进入国家时代、一旦建立了国家文明、一旦创造了新型的政治文明，它的根基就特别牢固。这也就是无论是希腊也好、罗马也好，都在后面的几个时代灭亡了，以希腊帝国为代表是在公元四世纪左右灭亡的，公元四百多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进入第二时期后不久就灭亡了。所以这个地理环境不同，产生的文明根基深厚不同，是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特征，也就是因为它的环境狭小，所以它形成了分治文明，而这种历史惯性就很难改变。而中国因为地域辽阔，生存环境争夺剧烈，又加上大规模的治水形成的深度锤炼和融合，它的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根基就更深，所以在中国整个领域内我们如果用华夏族群这个概念去说的话，中国在进入夏代政权的时候，中国大陆地带的所有族群在那个时候族群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分明的。但是在文明形态上，中国族群具有同质性，具有相同的本质，而希腊的所有城邦的文明尚不具有同质性，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希腊在历史上表现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希腊的各个城邦国家有各自的天文立法，各自的纪年。希腊所有的邦联，所有的城邦没有共同承认的天文纪年、自然纪年，在古典文明时代只有天文学是一个地区居住的所有族群最容易认可的一个领域。因为大家要耕种，要在自然经济下生活，首先第一参照对象就是天。所以对天的认识，在特定地域范围经常交流的这些族群之间最容易获得共同点，但希腊恰恰没有，就是那么小的海洋环境圈子它没有。希腊人承认的共同的社会年份就是第一届奥林匹克的开始年，自然纪年的共同开始没有。我们中国就不一样，夏有统一的历法，诸如夏历等，商周都有各自的历法，这个历法是覆盖当时中国所有的族群的生存方式。通过这具体的基础性的细节可以看出，中国文明、中国族群它在一开始进入国家文明的时代它就具有同质性，而西方无论是希腊罗马也好，还是阿拉伯世界也好，还是西亚这个西方人叫做中东的地带也好，它们的族群都很缺乏同质性。
这是中国文明跟其他所有国家文明不同的基础点之一。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政治文明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政治文明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和西方就完全不同。希腊创造的政治文明是民主制，我们都知道希腊是贵族民主，我们同时要理解希腊的贵族民主和罗马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制时代的民主制和共和制。而中国在政治文明上一个最大的特殊方面就是一开始它的社会人口的结构就是作为政治文明基础的。我们或者用一个阶级概念去说它，阶级结构、阶层结构、人群结构与西方文明是全然不同的。因为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社会，这现在已经被中国当代近几十年来的地下发掘证实了。发掘出来的无论是殷墟还是什么，发掘出来的奴隶人数都很少很少，远远不足以构成基础的主要劳动力。什么是奴隶社会？就是以奴隶劳动力为社会存在的基础，至少是主体的劳动力。而中国基本上从来没有过奴隶社会，不是没有奴隶。奴隶是有的，而且奴隶这个词汇也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古典语汇，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当然中国对于奴隶的叫法还有其他种种，不是说仅仅奴隶这一种叫法。就是最典型的因为翻译西方的著作，而使奴隶成为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人口代表这个概念来说，奴隶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有的。我在《大秦帝国》这本书里面也引用过，也提出这个，也说明过等等。所以中国一开始就没有奴隶社会，如果要用人口意义上对中国夏商周三代找一个定性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人口主体是国人阶层，就是住在城里的人都叫国人。国人是一个平民的概念，是一个庶民的概念，而不是奴隶的意义。所以，把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如何划分、如何定性，这都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文明形态与西方是有差异的，这是很清楚的，而西方则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在第一时期的后期，北非的黑人奴隶已经向西方倒卖了，而西方每次战胜或者灭亡哪个国家，占领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全部的人口基本上都成为了奴隶身份，哪一个国家表现好，比如初期的罗马帝国，就会赐予该地区人口以公民身份，不赐予你就是奴隶。所以在中世纪之前是典型的奴隶制，像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新思想体系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阶段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而中国首先政治文明的阶级基础或者社会人口群的构成基础跟西方就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文明在权力制度上，国家体系制度化体系上也走了一条同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子。希腊是贵族民主制，也是元老院、也是协商制等等，但是是贵族协商制，罗马共和国这个概念当然也是民主制，与希腊有同质性。但是中国当时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共和制、民主制呢？而是在夏商周三代邦联形态下的集权制，它永远是王治统一政权和诸侯分治政权，它仍然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制。你要说它总体上相互制约达到了民主，达到了协商的效果等等，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的邦联制也好、联邦制也好，夏商周三代它不是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和共和制，而是统一邦联，就是王权和诸侯权力搭配形成的严密的权力结构体系，而这个基础就是诸侯的权力体系，而这个轴心和灵魂便是王权。所以这种结构我们应该怎么去规范、怎么去说明、怎么去确立等等，这个现在我们人文科学届还没有达到系统的理论认定的水平上，就是说至少这个现状是存在的。
另外从政治理念上说来，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不一样的，所谓基本理念就是核心价值观。中国政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尚一，后来到春秋时代尚一理念得到了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老子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吕氏春秋》里面的“执一篇”、“不二篇”等等。“执一”、“不二”都是先秦时代两个经常使用的理念。中国人崇尚一，而西方人政治文明则崇尚多、多头，用现代话语讲叫“多元”。那么这个一和多元的形成，它肯定有不同的根基。那为什么是这样？至少我们从中国方面去研究和分析，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根源，就是中国民族生存在这广大辽阔的空间里面对生存空间的斟酌开始的很早，规模也最大，族群之间的融合程度也最深。所以中国人在历史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只有国家形式保持高度的效率化，社会才能获得迅速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急于追求效率、追求效果，比如说为什么在大禹治水的那个时代最早实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所以到大禹治水完成的时候，建立国家的雏形也就完成了。等大禹的儿子建立典型国家形式的时候，几乎就水到渠成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一个相对大规模的、相对艰难的生存环境下，依靠群体的力量战胜自然，以及依靠群体的力量来消灭群体之间的无序争夺，这样残酷的环境里面锤炼出来对效率的认可，对国家政权有效运转的认可，才产生了尚一的理念。而西方不一样，它每一个岛屿都可以自己成立，我离开了你我也可以，因为每个岛屿的大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有相似性。条件基本上是均衡的，任何一个城邦自治都可以成立，我离你远一点也可以。但是中国这个条件的不均衡性，以及族群战争之间的流动社会性等等这些方面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政治文明上的核心价值观的差异也是非常鲜明的。另外一个就是文明结构的均衡性之间的差异。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文明作为独立的文明体系和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体系之间最大的差异之一。所谓文明结构的均衡性指的是这个国家在价值观的核心体系上均衡不均衡，比如说我在《大秦帝国》的序言里面曾谈到一个基本理念，说希腊文明是文胜于质，罗马文明是质胜于文，就是一个过于刚强，一个过于脆弱。这个希腊文明，我们都知道它在文学艺术、希腊神话等方面都是十分灿烂辉煌的。为什么希腊没有产生过军事著作，没有产生过兵学著作，但世界历史年表或者世界史中，希腊也是一个内部战争不断的一个地域圈子，它发生了那么多战争，为什么对战争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结构性的价值观念，就连罗马也一样的，罗马产生过的所谓军事著作、军事史著作，都是记述什么战争的，但是没有典型的军事史著作。就是说这个国家在国家文明的体系化价值构成里面，实力竞争开拓的这个手段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是非常薄弱的，而中国在这方面极其强大。我们的军事学著作是几大体系，我们有专门写给帝王看的，从谋算开始一直到战场都有，战略学的、战役学的、战术学的。像《汉书·艺文志》里面把先秦兵学著作、军事学著作分类，像兵器使用的、军队训练的，像怎么练剑、怎么射箭、军营怎么建造，像这些著作有一大批，它不但有具体的操作性的学问，还有系统性的、战略谋划立国之道这样的大学问。所以中国这个民族整体文明的结构非常均衡，可以说是文质相当，所以中国民族在生存空间的争夺里面，从远古时代就表现出收放自如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时期的前四千余年和第二时期的六百余年，哪怕把第三时期再算进来一千多年，在这个时期里面，欧洲、西亚和北非，这几块的联系是很紧密、很迅速的，比如凯撒动不动就打到埃及去了，这个埃及艳后好像专门在罗马帝国的后花园里面。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经常打长期的战争或者短期的战争。但是中国没有过大规模的向外扩张，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中国只有在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时候进行强力的反击。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战争成就军事思想的辉煌就暴露出来了。而一旦中国把外敌入侵、外来文明的威胁消除以后，它立即就收住脚步。在中国古典社会、古典战争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无限度的扩张。比如我们和蒙古族群比较，蒙古人就不一样。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大帝国，向欧洲打得非常非常深入，而且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板块区域为界度的几个帝国，一直统治到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几个后续的小帝国还在俄罗斯统治了一百多年。但是中国就是以剥夺敌人的前进根基为限，就如我们打匈奴只打到最远贝加尔湖，就是苏武牧羊的北海，我们就不再往前打了，因为你再往前打，你就很难找见它，你需要庞大的运输线来保证你的后勤力量，那么这样很有可能把自己拖垮了。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历来在争夺生存空间，我们从宏观的意义上去说的，而不是从后世的一些王朝非常软弱、非常令人憋屈的时代来说。我们从总体上说，中国这个族群它从来没有过疯狂的、无限度的扩张，从来在价值观上是非常清醒的。所以中国这个国土基本上从开始到现在，总体上说只有稳固的不断的扩大，基本上没有缩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大帝国都灰飞烟灭了，比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中东拜占庭帝国等等，中东曾经在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产生过几个大的帝国，非常强大。作家张承志他是回族的，他曾经就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变故写过几篇专文和著作。他说伊斯兰世界为东方抵抗了西方风暴的冲击长达五百余年。就是在第二、第三阶段，这个五百余年里面有拜占庭、有阿拉伯、有波斯等等。但是这些国家跟我们发生的冲突就极少。也就是说文明均衡性这个之间的差异是中国和希腊文明也好、罗马文明也好之间的一个基础性的差异。
结语：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寻找历史方向和话语体系
我今天说的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比较的几个基本问题。我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全部的不同，要是我们认真研究的话，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处太多太多，几乎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入，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任何一个具体国家都是这样。李约瑟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我认为他是做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论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注重对于物的研究和物的证明，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是注重于对关系的把握和证明。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西方人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就要把它研究清楚，我要能够说明白，我就能够自如地运用它。中国人经常考虑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说不清楚，甚至中国人认为我也未必一定要知道，但是我知道它是怎么运用的，我知道怎么用它，它在所有的事物结构里面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可能对天也研究不清楚，对地也研究不清楚，但是我们对天地相互运动构成的关系很清楚。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念，中国人对关系的研究很清楚，西方人对具体的物研究得很清楚，或者说思维方式的着力点不同。可以说，从任何一个领域进入我们都可以发现中西文明对立性的差异。在一个历史作为两极的天平上达到了世界文明的均衡性。所以对中西方文明的比较，我们今天说的几个基本理念，我们要研究这种差异性。研究差异性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自己，为了解释我们的国情，为了给我们的未来寻找历史方向；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西方既往的理论体系里面解脱出来，创建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应该有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学术语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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