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就是世界话语权”，但贸易体量和规模绝不等于话语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总值25.83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这是我国年度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的关口，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然而，真实的状况真的是如此吗？
自起，中国晋升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而中国进出口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但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模式，现有的以进出口产品总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已无法准确地反映全球贸易的增长和失衡格局，因为如今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并非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而是更集中反映在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上。
事实上，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当前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有许多弊端：一方面，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造成了大量贸易被重复计算。以来，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国际贸易统计改革，WTO在国际贸易统计新框架中以“贸易增加值(商品在一国新增价值)核算”替代“贸易全值核算”，让世人对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我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环节。这种模式虽然使得我国本土企业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但由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高价值两端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本土产业始终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利润微薄，依靠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的机会逐渐减少，其发展路径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然而，中国却一直成为全球的“众矢之的”，虚胖的贸易规模和份额的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反而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但是真实的状况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却在国外”。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新一轮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由此，全球价值链就按“产业转移——价值增值变化——利润转移—— 贸易利得扭曲”的路径，通过加工贸易、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途径，跨国公司通过高价格进口原()和零部件，低价格出口整机产品，使我国利润大量转移境外。
我国每年货物贸易顺差2000多亿美元，由此引起的外贸摩擦这几年呈愈演愈烈之势。国际上通常以经常性账户顺差占的比重作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标，根据国际组织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ed)，中国经常性账户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额已从的6.8%，上升到峰值时的24.3%，为24.1%，回落至19.9%，被认为是有1/5的全球失衡来自中国，汇率摩擦、贸易摩擦等由此产生。
真实状况到底如何呢？由于一国的出口产品中，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也包括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指一国的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这部分增加值由本国生产出口至其他国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国，这种虚增的成分非常巨大。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出口中约有28%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在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约有5万亿美元重复核算。
而根据WTO(世界贸易组织)和IDE-JET RO(亚洲经济研究所)()报告，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和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减少40%以上，甚至在达到了53%的缩减规模。可见，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如传统全值统计所显示的那么严重，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也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新趋势表明，未来十年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搭建和延长国内价值链。
与此同时，如果能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或许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有底气淡定面对全球贸易中的“多面夹击”和“釜底抽薪”，从而真正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