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后吸取隋炀帝暴政速亡的教训，实行以文治国、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和“任贤能、受谏诤的贤人政治”，在扶民以静的指导思想下，修定唐律、健全法制、恢复社会秩序、轻徭薄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在国力强盛之时相机用兵，开拓疆土，建立起繁荣昌盛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盛世，从而使唐太宗李世民成为我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极为辉煌的一代明君。
唐太宗
李世民在他青年时代便特别注重笼络人才。晋阳起兵前便结识刘文静、裴寂等人，共谋起兵反隋。攻取长安，李渊称帝后，又依靠房玄龄、杜如心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宏等一大批文武贤才西征东、统一天下，并发动玄武门政变，登上皇帝宝座。而早在自己被授予天策上将之时，便开文学馆，置十八学士，广招天下人才，以选贤任能、以文治回为大任。
李世民
李世民深知自己是得助于秦王府的智囊谋士的出谋划策和武将尽忠效力才统一天下并铲除建成、元吉而即位登基的，更由于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明白创业不易而守成更难的道理，所以在即位后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上，他理所当然地把网罗天下人才作为安定天下，治理国家的基础。李世民在公元626年8月即皇帝位，9月便设置弘文馆，广收天下英才，表明他对于为政的人是何等的重视。
唐太宗一直对选任贤才问题十分重视，直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他还对侍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不可偏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他在位期间他曾五次下达求贤诏书。他多次说道：“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唐太宗不仅求贤若渴，把“得人”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且在选人用人之时，坚持“唯求其才，才行俱兼”的原则。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和魏徵谈到用人时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又说：“用人弥须慎择。”魏徵回答说：“乱代帷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太宗和魏徵的对话反映出贞观年间用人的谨慎态度和标准。
魏徵
魏晋以来，任用官员特别看重出身门阀，而唐太宗用人不论人才的出身，他的人才班子中除有出身于世族地主的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外，更有出身于一般庶民的房玄龄、魏徵、王珪、侯君集、韦挺、马周、张亮等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下诏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如马周“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做了一名门客。
房玄龄
贞观三年，唐太宗令百官皆上书言朝政得失，而常何从小目不识丁，当官后才勉强认识了几个字，于是他只好请马周给他写了一篇奏折，“陈便宜二十余事”。上奏后，唐太宗感到奏折分析时政非常得当，奇怪常何一介武夫为何竟能写出如此见识不凡的奏章，便亲自询问常何，常何只好扭扭捏捏地说：“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唐太宗即刻召见了马周：“与诏甚悦，令直门下省。六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
唐太宗用人坚持任人唯才的原则，不局限于心腹故旧，而是新故并用弃怨用才”。魏徵原为李建成东宫太子洗马，为李建成的贴身心腹，但玄武门政变后却受到唐太宗重用。贞观初年，房玄龄便上奏说，原秦王府中的许多故旧未被委任官职，而东宫和齐王府中却有许多人被任用，因此现在故旧之人颇有怨言。唐太宗看过之后当朝晓喻众臣说：“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百姓安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