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沁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李建国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人，这是自唐以来1100多年的各类史书文献均记载考证了的史实。他的作品，既富有文采，又有较强的政治性，其中不少诗篇对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进行了有力的讥讽和揭露，其“高情远意”、“精密华丽”的不少诗章也为后人所推崇。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在幕主柳仲郢罢盐铁转运使后，李商隐遂罢盐铁推官返归郑州，不久客死荥阳，结束了其颠沛流离、游牧漂泊的一生。
关于李商隐的身后事，由于唐代各种文献史料均无记载，特别是对其死葬及后世均不涉及，给后人带来了无穷的疑问。随着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和此项工作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商隐的归宿也日渐明朗。下面，本人拟就李商隐祖茔、故里及墓址问题做一番探讨性的考证。
一、李商隐祖茔在现新店之“南地”，雍店应为其故里
《樊南文集》收录李商隐生前写的“祭”、“状”文，如“唯安阳祖妣未祔，仍世遗忧。逼进行营。烽火朝然，鼓鼙夜动。虽徒步举榇，古有其人，用之于今，或为简率。潞寇朝弭，则此礼夕行”（《祭裴氏姊文》），“安阳君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始命于安阳，年二十九弃代，祔葬于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说明其祖茔在“怀州雍店之东原”，即其高祖美原令李既济、曾祖安阳君李淑洪均葬于此。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843年）以后雍店不复存在，属“刘孽叛换，逼近怀城”。《李卫公文集》载:“三年八月二十四、二十八日状，论河阳兵力已竭，茂元危窘。若贼势更甚，便要退守怀州。”《资治通鉴》载：“王茂元军万善，贼将刘公直等潜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
那么，现在有一种“新店即雍店”、新店即是在雍店被焚后的废墟上更建起来的说法确切不确切呢?为澄清这一迄今各类史书均“今不可考”的历史之谜，沁阳市有关部门专门进行了实地走访，并根据新店村一些老年人对世代相传的老村(即雍店)方位的指点，对位于现该村西南约300米的雍店遗址进行了半月余的勘探，并已准确探明南北长390米、南侧东西宽200米、北部宽约80米，呈“菜刀”状区域，地表以下1.8——2.2米文化层中，伴有大量的草木灰、木炭硝、红烧土遗迹和陶瓷片等文化遗存物。经有关专家现场鉴定，遗存物与刘稹叛军烧雍店的各类史书记载完全吻合，从而根本上解决了唐至今1100多年来雍店遗址认识上的模糊概念，肯定了雍店、新店说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和不确切性，为从事李商隐研究的专家学者们解决了一个从理论上根本无法解决的雍店遗址确切位置的实物依据和物证。
已勘探出的雍店遗址，其南侧东距丹河西岸1100米。当时，雍店村民并未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是向东北移位建立新村，称为“新雍店”，后逐步将“雍”字省去，称为新店。根据《辞海》等各类词书字典对“原”字的注解：“原野，通指广原、高平的地面”、“原同塬，宽广平坦的地方”。加之该村村民至今仍沿袭祖传下来的现“南地”为“东地”、且古往今来“坟不过（丹）河东”的传统习俗，经查《水经注》丹河一千多年来从未改道的记载，雍店遗址东侧至丹河西岸500—1100余米，这一平坦开阔地带为“雍店之东原”乃不争之实。
做为对故土梦牵魂绕的游幕人，李商隐的祖父李俌、父亲李嗣等先辈不可能不情深意重地给子孙讲述故乡的历历往事；做为在他乡数次迁徙、寄寓的李氏家族的后裔，李商隐不可能不“远想先域之旁，垒垒相望”（《祭裴氏姊文》），从而在心扉上打下眷念故土的深刻烙印。从其在多篇祭文和文状念念难忘的“雍店”、“雍店东下”、“雍店之东原”，也绝非偶然。再者，当时的雍店做为战略重镇，东扼水流湍急的丹河渡口，西北五里为北控“羊肠坂”山道之口、扼守怀、泽潞咽喉要塞的怀州重镇万善，叛将刘稹部“潜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可见当时雍店至万善之间村舍之疏稀，人烟之稀少，即便现处于雍店遗址西侧边沿的王庄村，历史存续也仅三、四百年。如果没有世代相延的“骨还旧土”、“故土为茔”习俗和“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传统“遗训”，李商隐高祖不会官居“美原令”死后舍弃他地，归葬还乡；曾祖李淑洪也就更不存在早逝于“安阳令”任所后，“祔葬于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
从上可知，“雍店”更建后的现新店为李商隐故里也不应再存什么怀疑。
二、李商隐的故里之恋和最终的遗憾
李商隐现存关于其近亲的祭文四篇：《祭徐氏姊文》、《祭处士房叔文》、《祭小侄女寄寄文》和《祭裴氏姊文》；文状三篇：《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藏李某志文状》、《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及《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从上列祭文文状可知：其祖茔一处为“怀州雍店之东原”，其高祖美原令李既济、曾祖安阳令李叔洪均葬于此，李商隐称此茔地为“先域”；另一处为“荥阳坛山之原上”，此为其祖父李俌、父亲李嗣的“卜葬”地，李商隐称这个茔地为“旧茔”。这个“旧”字是针对会昌四年李商隐与其弟李羲叟将寓殡于获嘉已三十一年的裴氏仲姊和埋骨济源已五年的小侄女寄寄迁葬而言的。
“始夫人既孀，教邢州君以经业得禄，寓居于荥阳。不幸邢州君亦以疾早世，夫人忍昼夜之哭，抚视孤孙。家惟屡空，不克以邢州君归祔，故卜葬于荥阳坛山之原上”（《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可想而知，李商隐曾祖“年二十九弃代”后，祖父邢州君李俌又因病早逝，这一切对其孤寡的曾祖母卢氏来讲，该是一种多么凄凉的处境，而“家惟屡空”，老妇人也实在没有能力将早逝的儿子归祔于“二百里而远”的怀州祖茔，故不得不暂时“卜葬于”寓居地“荥阳坛山之原上”。这里，也绝对有待家境稍好时将其“归祔”祖茔的愿望。“后十年，夫人始以寿殁，诸孤且幼，亦未克以夫人之柩合于安阳君”了，这是一种多么悲凉的结局。从这里可以看出，“怀州雍店之东原”和“荥阳坛山之原上”、“茔兆尚离”已成为即成事实，祖茔、新茔已十分清楚。而李家在当时家境维艰的境况下，李商隐的祖父死后不能“归祔”其曾祖之次，曾祖母又不能与曾祖合葬，也是多么的辛酸和无奈！
在《祭裴氏姊文》和《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中，我们知道裴氏仲姊是病死在李嗣任获嘉县令任所的，李商隐自述当时是“初解扶床，犹能记面”，仲姊也是他亲眼目睹死去的第一个亲人。“惟我仲姊，实渐清训，年十有八，归于河东裴允元，故侍中耀卿之孙也。既归逢病，未克入庙，实历周岁，奄归下泉。时先君子罢宰获嘉，将从他辟，遂寓殡于获嘉之东。”从中可知，裴氏仲姊是十九岁辞世的，时商隐只有两三岁，而其父“李嗣忍住悲痛，将她权且殡葬在获嘉县的一块墓地里，打算以后有力量时再将她和祖母一起迁回怀州的祖坟。草草办完这一切，他就带着全家匆匆上路赶到浙江去了”（董乃斌《李商隐传》）。李商隐随父在浙东、浙西六年多，穆宗长庆元年（8），父亲李嗣死在浙江任所，商隐才十岁便“奉丧侍母归郑州”。可以说，嗣死后商隐也尚幼小，李家也同样无力将李俌和李嗣一块迁归怀州祖茔，李商隐怎么会不一一记在心上。
父亲死后数年，商隐与羲叟等由处士房叔“亲授经典，教为文章”。这位远方叔父对此时的李商隐家里来讲，可谓功德无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二十五岁的李商隐进士及第；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三十岁初居忠武节度使王茂元幕府为掌书记，不久以书判拔萃，入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因母丧居家。在守丧期间，李商隐曾频频往返于洛阳、怀州、郑州，因为他首先考虑要办的事是：曾祖母卢氏寄葬荥阳，尚未与曾祖合葬；裴氏仲姊寓殡于获嘉已三十余年，魂游他乡；小侄女寄寄埋骨济源也已五年，亡灵未安，李商隐哪敢遗忘：“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这使得历经劫难和境遇窘迫的李家子孙，深切感受到身上肩负的责任。
在李商隐的祭文中，唯《祭裴氏姊文》最长，心境也最为复杂，最为悲凉，并寄予了“号天叫地，五内崩摧”和“伤痛苍天，孤苦苍天”撼人魂魄的哀伤：“然亦以灵寓殡获嘉，向经三纪。归祔之礼，阙然未修。是冀苟全，得终前限。属刘孽叛换，逼近怀州。惧罹焚发之灾，永抱幽明之累，遂以前月初吉日，摄衰告灵。号步东郊，访诸耆旧。孤魂何托，旅榇奚依？”在这极度烦乱复杂的心境和情绪下，使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李商隐眷念故土，逐步完成曾祖母和祖父、父亲未竟的遗愿，将“流寓之魂”悉共归全于“怀州雍店之东原”的愿望表露无疑。然“以潞寇凭陵，扰我河内，惧罹焚发，载轸肝心。”在立志完成先辈遗愿而又“惧罹”叛贼“焚发”的现实面前，李商隐无奈而又痛楚地发出了“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心声。“遂泣血告灵，摄衰襄事”、“遂遣羲叟一人，主张启奉”，并“卜以明年正月日归我祖考之次，荥阳之坛山”，真真切切地表明了对仲姊迁葬荥阳的万般无奈，及至携着创痛累累的心，又行游幕漂泊十余年，以仅有46年的多病之躯、归返客死荥阳，终未完成先辈们将“流寓之魂”共“归全”于怀州雍店之东原的夙愿，并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三、李商隐身后事之谜及归葬的可能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的营葬之举，未能真正实现李商隐“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的最终愿望。虽将裴氏仲姊“附身附棺，庶无遗阙”地易棺于“荥阳坛山”，并违背初衷发出“坛山荥水，实惟我家；灵其永归，无所栖寓”的哀叹，那只不过是在万般无奈的形势逼使下，对流寓亡灵的自我安慰。先人的遗托，祖父李俌、父亲李嗣未曾“骨还旧土”，对李商隐来说，应该是耿耿于怀、矢志难忘，他心里十分清楚，祖父、父亲葬于荥阳实属无奈的“栖寓”寄葬。而自己没有能实现先人的遗托，这种复杂的心境和由于怀州战事、雍店被焚，而一门五服不能“归全”、流落他乡的遗憾，时时缠绕在心头。这一切和其年龄相差甚小、且具体办理迁葬事宜的弟弟李羲叟不会不清楚，不会不有深深的同感。更何况，自其高祖美原令李既济始，至李商隐兄弟姊妹（据《祭徐氏姊文》中称，羲叟下还有一弟弟和仍居“处室”的妹妹），也才四服，作为深受中国封建传统儒教礼仪熏陶的文人学士，李商隐、李羲叟断然不会不给长大成人的弟弟妹妹和子侄后人灌输对故乡缱绻之情，且不会不考虑归葬延续祖茔之事。在商隐辞世时，他的弟弟、子侄们也肯定会认真考虑。再者他从盐铁推官任上返归寓居地荥阳，一则是因病，二者是由于幕主柳仲郢职务上的变迁，况且其弟李羲叟在李商隐病逝前十一年已及第进士，所以与其祖父客死荥阳、父亲客死浙幕时的家境大不相同，荥阳、怀州二百里，不存在“家惟屡空”、“仍世多故”的问题，所以李商隐归葬怀州故里当时是合情合理。
细加分析，李商隐曾祖安阳君二十九弃世，曾祖母卢氏“既孀”，还忍辱负重，“教邢州君以经业得禄，寓居于荥阳”。而邢州君以疾早逝，加之“后十年，夫人始以寿殁”，这四、五十年含辛茹苦的辛酸岁月，其祖母对李商隐祖俌、父嗣及整个家庭的功德无疑给后世的子孙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作为李商隐的祖母等先人也会念念不忘传之于后，自然会在李商隐的一生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从《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怀郑相望，二百里而远，仍世多故，茔兆尚离，日月遄移，将逾百岁”可知，李商隐在曾祖母与曾祖“茔兆尚离”、“将逾百岁”尚不忘迁“夫人之柩合于安阳君”，由此看出其对曾祖母是怀着深深的虔诚和敬仰的，这也是他可能会体察祖父、父亲无奈的身世，身后舍荥阳而取怀州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李商隐客死荥阳，除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兼好友崔珏的悼诗《哭李商隐》两首有“只应物外攀琪树，便着霓裳上玉坛”之外，关于他的死葬问题唐代各种文献史书均无记述。而诗中的“玉坛”究竟何指，不得而知。而清代的河南各种地方志多记述“李商隐墓在（怀州）城东”或在（怀庆府）城东（后面另题记述），却给李商隐“归葬故里之说提出了一个尚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议题。由此，不能不令人产生下列多种方面的猜测：
1.李商隐弟李羲叟等根据其生前之愿将其归葬故里。而行归葬之礼时雍店不复存在，且此地距太行山豫晋咽喉——“羊肠坂”战事多发地仅十多里之远，遂访故耆旧和远方家族，卜吉移柩至沁水之南，怀州之侧，北依“先域”，“归全”故里。
2.唐末中原战乱不断，其子孙后裔流散各地，其中一分支为完成宗脉之愿，迁葬有名望的父、祖重返故里，另立祖茔。
3、其弟、其子孙后人为完其祖上遗愿，在家境殷盛之时，将两代先人及李商隐一并归祔祖茔“雍店之东原”和“怀州故里”，实现“免负遗托”、“悉共归全之地”的家族历史责任。
四．河南多种地方志记载，李商隐墓在怀州“城东”
关于李商隐墓葬问题，下述六种地方志均有明确记载：
1.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河南通志》陵墓卷载：“李商隐墓：在府东。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通志》明确记述了“李商隐墓在府城东”，而“今不可考”的只是文集内云的祖茔。
2.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河内县志》古迹图明确标注“李义山墓在野王城（亦即唐怀州城，今天的沁阳城）东，沁河南岸之原。
3.清雍正七年（1729年）的《河内县志》陵墓卷载：“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此表述回避了李商隐墓，而只讲了“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
4.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怀庆府志》载：“李商隐墓：在城东”。下有按语。“按文集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此志也指明了“李商隐墓在城东”的概念，而按语只注出的是祖茔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的情况（由于祖茔前面我们已确切考证，故此不谈此考的确实及依据何来）。
5.清道光五年（1825年）的《河内县志》除载明了李商隐高祖美原令李既济、曾祖安阳君李叔洪墓的确切位置在“怀州雍店之东原”外，又记述：“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云：‘夫人既孀，教子邢州君以经业得禄，寓居于荥阳，不幸邢州君以疾早逝。夫人忍昼夜之哭，抚视孤孙，家惟屡空，不克以邢州君归祔，故卜葬于荥阳坛山之原上，俾自我为祖，百世不迁。’又请撰仲姊志文状云，‘以潞寇凭陵，扰我河内，卜以明年正月日归我祖考之次，荥阳之坛山’。据此则李商隐自其祖邢州君以下，皆葬荥阳，河内不应有商隐墓。旧志云在城东者非也。
6.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沁阳县志》载：“唐李商隐墓相传在城东”。
关于李商隐的祖茔前面已做了考证。下面单就上列六种地方志对李商隐的记述做一番分析：从康熙三十二年的《河内县志》、乾隆十三年的《河南通志》及古迹图还有《怀庆府志》可以知道，不论是古迹图还是文字记载，都确切地标明了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或“在城东”；民国二十六年《沁阳县志》指出，“李商隐墓相传在城东”。而雍正七年的《河内县志》明显回避李商隐墓，而只讲了祖茔地确切位置不可考。为了澄清史实，就此我们还专门到省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希望从繁如烟海的历史浩卷中求得比较圆满的答案，但对于李商隐死葬及归宿问题无大的突破。只是从查阅的《河南通志》、《郑州直隶州志》和多种版本的《荥阳县志》上没有查到李商隐陵墓的任何记载。为此，不禁令人疑惑，做为唐晚期的一个着名诗人，在其生时以诗名享誉世，而新旧《唐书》也记载李商隐返归荥阳，未几卒，而发生在一个县域的此类事件，可谓一县之重大历史事件，竟然没有记述，这也绝对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根据李商隐祭文推断：“则李商隐自其祖邢州君以下，皆葬荥阳，河内不应有商隐墓。旧志云在城东者非也”也只是单凭文中内容上的推断，尚欠缺实据。假如没有李商隐撰写的《祭裴氏姊文》、《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和《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流传后世，而只知当时李商隐曾祖母寄殡于荥阳坛山，没有史料记载商隐又将其迁往怀州“雍店东下”而“合于安阳君”的话，我们认为其曾祖母至今尚葬在荥阳坛山。同样道理，如果说李商隐祖父俌客死并葬于荥阳，以此断言“自其祖邢州君以下（包括当时没有任何记述的李商隐）皆葬荥阳”，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李商隐高祖美原令、曾祖安阳君葬于“怀州雍店之东原”，那么其祖俌、父嗣也非葬此不可了。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迁居和迁葬之事了。
五．“文革”前，沁阳城东“李家大坟”确有李商隐墓址与碑铭
为考证“城东”李商隐墓的确切位置，沁阳市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了前后近二十天的实地走访。从原“怀州城”东关村，到庙后、寨村、西王召、东王召、仲贤、马铺一直到距城郊十余里的龙涧村，经过排查，除城郊东关村、庙后村及寨村以外的村庄均被排除。
据当地的老年人讲，北至沁河大堤，南到寨村村南的朱沟支渠长1500米，东西宽300米约670余亩相传为李家大坟。由于这一带地势较高，且北依沁河，南眺平原，西距古怀州城约三里许，听老辈人相传，历来沁河发大水从未淹过，所以当地人都认为这是一方风水宝地。正是看准这一点，数百年来（除了东关村是一个上千年的老村外），在这块地的北侧，沁河南岸和南侧朱沟渠畔又新增了两个上千人居住的村庄，一个是庙后村，一个是寨村。问起从什么地方迁居到此，除寨村反映是从福建迁来的以外，其他均为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据庙后村67岁的王成义说：“‘文革’前，记得很清楚，我们庙后村东边的‘三冢洼’边上，曾经立着一通风蚀很严重的碑，我没有文化，将碑上刻有‘李商隐之墓’的‘隐’念成‘稳’了，当时村里的年轻干部还笑我说：‘不是李商稳，是李商隐，这是唐朝一个大诗人的墓’。文革开始后，破四旧立四新，那通大碑也叫打了，后来也不知流落到哪了！”又据寨村69岁的陈立全老人说：“解放后，大概是在五六年，我在村里任团支书，直到后来当村长，还清楚记得在寨村东有一通高至少八、九尺的大碑，碑被风蚀雨淋的其它字都看不清了，但估计要有斗大的‘文华’两个字还能看清楚，现在碑座可能还在地下”。当问及李商隐墓的情况时，不少老年人都说：“听说是东关人，不是说他的后人还有，听说在郑州工作。”
为此，我们又专程请回了原在河南省委宣传部工作，现已62岁的李青云先生，请他介绍情况。他说：“我父亲李玉珍，属兔，活着的话有近120岁，祖籍沁阳市东关村北头人。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人称三叔。”据他介绍，其父小时候读过私塾，略晓诗文。焦作开发煤矿时移居焦作开了一间“玉溪斋”。有一年，父亲领他回沁阳老家，走沁河大堤上，教他认两通大碑上的字；一个是“汉郭巨之故里”，另一个便是先人“李商隐之故里”。“我父亲说，听你爷爷讲，你爷爷是李商隐的42代孙！那么算下来，你当是李商隐的44代孙了。”他还讲：“我们的家世原是有家谱可查的，据父亲说，我爷爷还曾读过家谱，但后来就不见了，大约可能是光绪三年时失散的。那年全国大饥荒，饿殍遍野，社会上人吃人，李家也纷纷逃向外乡异地，谋求生存。先祖李商隐，虽为名人，但官职卑微，并非大家望族，加上他本人长期生活在郑州等地，他在故乡除了我们这一支外，不知还有别的支系没有。特别是一千多年的战乱、变迁，很难有什么文献可查了，只能由老人们代代口头相传了......”
另据李青云介绍，他小时，跟着父亲上坟，除到祖父、曾祖坟前，还要专门到两里远的庙后村东“三冢洼”一带去祭奠、压纸；据其父说，那是李家的“老先人”。
据此，沁阳市文物勘探部门对相传为李家大坟和原李商隐墓碑所在大致方位进行了一月余的大面积勘探，终于在原泰山庙址东侧，三冢洼附近发现了一砖室墓。该墓东西长7米，南北宽6米余，因未发掘，详情不得而知。根据地方史料记载，当地群众和李氏后裔口碑，加之文物部门的实地勘探物证，可以初步认定此墓址为李商隐的墓葬。
总之，各种地方史志在编撰过程中，总要搜集大量可靠的依据与物证；李青云先生讲的“爷爷还曾续过家谱”以及代代相传下来的42代孙和44代孙问题等，地方文史资料的考证，群众口碑及文物勘探等资料综合分析，李商隐祖茔、故里及墓在沁阳，不应再存太多疑虑。
注： 此文刊于1998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刊《黄河文化》第三期。作者时任沁阳市文化局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兼沁阳市李商隐陵园修复工作委员会史料组组长，参与了史料考证，墓园及雍店遗址勘探和陵墓修复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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