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史官的设置
各朝均有设置，《史通》称：“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但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在没有文字的古代现任史官只能从前任史官通过口授习得历史，容易产生纰漏和歪曲。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
（一）大史 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文书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内史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制度的演变。
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着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
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着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着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着作郎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着作郎为着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着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着作兼掌。北齐、北周，着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着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着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着名史学家刘知几、吴兢，着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着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着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史官的气节与厄难
史官是掌管保藏国家典籍、记录王命、着述历史的官员。殷朝史官有作册。周朝王室有太史、内史。诸侯王国亦有国史，称南史、左史、御史等。《周礼·春官》又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六官所属职官都有史。秦汉以后历朝则泛指修史之官。如西汉置太史令，魏晋称大着作，北齐以后专置史馆，唐朝修史乃属兼典史职的修撰及直馆。元、明以后，翰林学士兼任史事，故翰林也有太史之称。
中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宣淫，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设计捉奸。他谎称有病，不能上朝议政，淫欲如火的姜光觉得这是找棠姜寻欢的好机会，哪知崔杼早有准备，他到了崔杼府上，见棠姜不出来，还以为不知他圣驾光临，便抱着柱子唱歌，企图勾引她前来承欢。不料此时大门忽然关闭，埋伏在暗处的武士一齐冲出，姜光见势不妙，慌忙跳墙逃走，被武士一箭射中屁股，从墙上一头栽了下来，武士们遂上前将这个淫棍乱刀砍死。
庄公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但他过于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好罢休。南史氏听说崔杼不再杀人，才放心地返回住地。
齐太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国太史，也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但崔杼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却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象，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的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开始采取口传史事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评论《春秋》、《左传》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做出如下评论：“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传》、《谷梁》、《邹》、《夹》之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由此可见，即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所作的《春秋》，对于有“威权势力”者的所作所为，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由师傅传给弟子，再由弟子往下传。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结果为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滥杀史官，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老爷，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皇帝、权臣不乏其人。
东汉的班固，就险些被皇帝杀掉。班固之父班彪为续《史记》而着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后，班固回到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家乡，整理老父遗留的史稿，立志完成父亲的遗业。不料后来有人上书告密，说他私修国史。明帝刘庄即令逮捕班固，并将他父子的史稿全部没收。班固的弟弟班超为救老哥，随后赶到洛阳，上书陈述班固着书的用意。刘庄原以为班氏父子的史稿中可能记录了皇帝的丑恶之事，但亲自审查之后，觉得内容并无违碍，而且文笔极佳。于是便下令释放班固，并任他为兰台令史，参预编修国史。假如没有班超上书援救，而史稿中又有犯忌之处，班固即使不被砍头，恐怕也要在监狱里长期安家。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视皇帝为傀儡。桓温自恃威势，素有篡位称帝之心，曾抚枕慨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西海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余人。桓温南征北战，屡建大功，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一次最大的败仗。在他的手下做参军的孙盛，博学多才，曾做过着作佐郎，写了一部晋代史书，取名《晋阳秋》，当时被称作良史。《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桓温这时权势正隆，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得那样。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意即要是不改，我将杀你全家。
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强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诸子见老爹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老爹，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做了删改。
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
前秦皇帝苻坚，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且闹得人所周知，致使苻坚的血缘不明，让人怀疑他不是苻雄所出。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并称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身为一国之主，身世居然有问题，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点”，便不顾制度的规定，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着作，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他既羞惭又恼怒，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但负责编修史稿的着作郎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
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后来史官只好重新搜集资料，补写这段历史，但有关事实已十不得一，给后人留下了无法解开的迷团。《晋书》的作者房玄龄，在写《苻坚载记》时，对于苻坚的出生，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手法，乱打马虎眼，将其神化一番，说是：“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也即闹不清苻坚的老爹究竟是谁，干脆说他是神的儿子以蒙混过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篡改、焚烧史书、威胁打击修史者等手段企图饰过掩恶的皇帝、权臣，当然不止桓温、苻坚两人。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原是宋国的权臣，总揽军政，威势震主，后迫使宋顺帝刘准禅位，自己当起了皇帝，并改国号为齐。“原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帝王）家！”这一名言，便是萧道成派兵入宫，刘准被迫禅位后的哭诉之语。萧道成死后，他的儿子萧赜即位，是为武帝。他在位期间，征虏功曹刘祥撰写了一部《宋书》，将萧道成受禅的经过，直笔实录，并有讥刺之语，萧赜得知后，大为不满，这等于将他老爹篡位的勾当曝了光，并将传之后世。但萧赜一时没抓到刘祥什么把柄，未拿他治罪。后来刘祥作《连珠》15首，内容多怨刺之语，萧赜这下揪住了他的辫子，令御史中丞任遐上书弹劾刘祥“轻议乘舆（指皇帝），历贬朝望”、“道说朝廷，亦有不逊之语”（《南齐书•刘祥传》）将他流放广州。刘祥在流放地抑郁而死，时年39岁。
梁国武帝萧衍，登上龙椅的途径与萧道成相同。永元三年（501年），时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的萧衍，拥立南康王萧宝融即位于江陵，是为和帝。后来他起兵攻下齐国首都建康，东昏侯萧宝卷被建康守将所杀。萧衍遂自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建安郡公，总揽朝政。翌年又进位相国，封为梁公，不久又进爵为王，反正兵权在握，他想闹个多大的官就闹个多大的官。随后，他逼萧宝融禅位，自已坐上了龙椅，改国号为梁，成了梁国的开国皇帝。奉朝请吴均在撰《齐春秋》时，把萧衍称帝的经过如实写入。萧衍看了《齐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罢去吴均官职，并将《齐春秋》付之以炬。
北魏大臣崔浩因编修《国书》而被杀，是中国史学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崔浩，字伯渊，高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人。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参预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过重要作用。他博览经史，善于书法，信奉道教，兼通阴阳术数，史书称他“才艺通博，究览天下，政事筹策，时莫能二”。太武帝神（jia鹿下置加）二年，魏太祖拓跋焘为了让自己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世，下诏令崔浩编纂北魏的《国书》，称赞他“德冠朝列，言为世范”，要他“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魏书•崔浩传》）。崔浩奉诏后，很快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其中有中书侍郎高允与高谠、张伟、邓颖等一帮文官，连他的弟弟也参加编纂。最后由崔浩负责统稿，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润色。
《国书》编好之后，本可以交差完事，但着作令史闵湛、郄标，一贯爱拍崔浩的马屁，提出“请立石铭，刊载国书”的建议。也即把《国书》内容刻石立碑，以传永久，并提出将崔浩注释的《五经》也一同刻上。古人把刻碑作为传世的重要手段，能将《国史》刻石立碑，使其永垂不朽，崔浩当然赞成，连主持政务的皇太子也认为是好事。崔浩于是调集工匠，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郊三里处辟了一块方圆130步的地盘，作为《国书》、《五经》的碑林。用工达三百万，方大功告成。然而，这项以图“不朽”的工程，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将史书刻石立碑，堪称史无前例，况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故前来看稀罕的人络绎不绝。崔浩在编修《国书》过程中，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崔浩常和鲜卑贵族的意见相左，但甚得拓跋氏祖孙三代，特别是深受拓跋焘的宠信，招至鲜卑贵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视和忌恨。这一下，他们终于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纷纷到拓跋焘那里告状，说他把《国书》刻石立碑，将皇室秘事公诸于众，是“暴扬国恶”。拓跋焘大怒，忘记了自己曾令崔浩“务从实录”等语，下令将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参预修史的128人全部处死，并灭其三族。幸亏高允临难不惧，据理力争，这些人的亲属才免于一死。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诛。临刑时，他被关进囚车，押往城南刑场，押送官令数十名卫士往他身上撒尿，崔浩嗷嗷呼冤，远处的行路人都听到他的叫声。崔氏家族及与其通婚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尽遭灭族，上千名无辜的人死于这场屠杀。这一血案，给后世史官的心理上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
曾经做过史官的韩愈，深知修史之难、做史官之险，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孔子、司马迁、班固、崔浩等修史者所遭厄难，大发感慨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战国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害齐庄公，史官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要求史官改写，但史官不肯。崔杼一怒之下杀死多个史官，仍无法改变后继史官的心意，最后只得屈就事实。中国史学史经常以此强调史官气节，“不虚美，不隐恶”。事实上，前秦苻坚就曾改写历史。唐太宗强调他在唐朝初年的功绩和他即位的合法性，太原起兵的首功被归纳到李世民身上，高祖李渊则完全消极被动，他对于玄武门之变中弑兄之事一直耿耿于怀，贞观十四年（640年），在皇帝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太宗看过《高祖实录》立即要求重写，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后来的《高祖实录》记载︰“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严重歪曲了史实。宋朝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也不得不怀疑说：“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
史学家认为“汉后无史”，因为自大汉后，史官的职责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李唐一改史官”君事必书”和“皇帝不阅史”的规矩，帝王把史官记录历史事件当成了歌功颂德的工具，就没有了正史的客观性和广泛性！
史官在汉，汉前分工相当明确，内史负责皇帝起居、朝堂、批阅等一切举止的记录。民间流传帝王幸女，史官就在旁记录！外史负责地方诸事！史官还有很多作用，比如:大史负责新帝登基策命典礼等。
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但是也有不惧皇权忠于职守的史官，比如司马迁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在唐朝以前史官用自己的眼光记录下大事，放入太庙中，如果王朝破灭，下一个王朝将取出记录开始编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这真的是中国古人伟大的智慧。史官的记载，可以不被当权者所掌控，当权者理论上也不能看。
当权者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史官记录了自己什么，所以当权者为了自己名声好听，做坏事也要想尽办法。如：晋国赵盾，为了避免弑国君的骂名。在弑君前夕，出走外国，让手下杀人。
但他还没来得及出国，手下就迫不及待的干掉国君。史官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赵盾弑国君。赵盾找到史官，说不是他杀的。史官怼他：人是你的手下，国家领导是你，国君死亡责任在你。赵盾大哭，说迟早赵家会因为这事灭亡。果真赵氏后来灭族。还有很多春秋史官的故事非常精彩。如三代人，为了记载大臣弑君，被杀了两代人，最后一个几岁小孩记录了，大臣弑君的故事。
但史官的伟大被一个唐朝皇帝给灭绝了。讽刺的是这个国君在现在电视剧还是非常正面的，他就是李世民。李世民杀死兄弟，逼皇帝退位，霸占弟妹。他怕史官写他的这些丑事，强行要求史官打开太庙，查看记录，杀死刚正不阿的史官，另用马屁小人改写历史，放入太庙。从此史官风骨不再，史书被当权者所篡改。就这一点，李世民就是一个千古罪人。
史官与帝王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时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着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着名历史学家
司马迁，编撰《史记》
班固，编撰《汉书》
陈寿，编撰《三国志》
范晔，编撰《后汉书》
司马光，及其门客编撰《资治通鉴》
用鲁迅先生话说，自太史公以后“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当然，这句话不是完全对的，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自太史公后，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而史官真正的责任便是“刚直不阿”，无所畏惧，记录历史的一点一滴。从而也就有了坊间的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