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在三国时期，有三人习得“百鸟朝凤”枪，威名天下。一人乃刘璋手下大将张任，一生忠勇，剑抵魏延，射杀庞统，宁死不降；一人乃“北地枪王”张绣，所向披靡，雄踞宛城，又有谋士贾诩，宛城之战中，斩杀名将典韦、曹昂，又力战官渡、击破袁谭，死于乌桓征途；更有一人，被称为“常胜将军”——常山赵子龙。
童渊，字雄付，荆州襄阳人。从元代戏曲到吴地三国评书中，均有写道童渊早年收张任、张绣两个入室弟子，晚年又收赵云为关门弟子。而赵云又在“百鸟朝凤枪”的基础上创造出“七探盘蛇枪”，日后与两个师兄分别交手，并苦战而胜。
正史和《三国演义》中都并没有提到童渊这个人物。那么，所谓“苏州评话三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北宋年间，民间出现了”说三分“的行当，也就是专门说三国故事的说话伎艺；到元代至治年间，讲史话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已经刊印；受其影响，罗贯中广集各种史书典籍、平话说话和戏剧，撰成《三国志通俗演义》，又再于民间形成不同风格的评话、评书。
四百多年前，苏州一代开始流行起弹词说书，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化身为评弹艺术。咸丰、同治年间，马如飞、姚时章（此人已不可考）、赵湘舟、王石泉，共称为清代评谈“后四家”。这赵湘舟据说年轻练琵琶时，先在大雪后的黎明把双手插入积雪摩擦，等食指发热再开始练习直至指头发烫。其擅长说唱《玉夔龙》和《描金凤》，被称为“龙凤书家”，引起热潮。
许文安(约1855—1917)是赵湘舟的弟子，原本学习的也是弹词《描金凤》。《描金凤》又称《错姻缘》，描述男女爱情。当时的评弹界争说《描金凤》，而评话《三国》通常只说建安十三年之事，围绕着俗语“新官上任三把火”——诸葛亮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讲话，内容没有发展，观众生厌、无人问津，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有趣的是，这个典故也和三国有关，出自《三国志•魏志·管辂传》中何晏邀请管辂来座，邓飓对管辂抱怨的“此老生之常谭”。这三个人也颇有意思，我们以后再提。）
《三国》评话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许文安颇为喜欢，在深夜缜密研究后，毅然抛弃《描金凤》以《三国演义》为框架不断搜集资料、发展，使得三国评话广泛流传。
许文安的弟子（甚至其弟子的弟子）也多平谈《三国》，有如以表演栩栩如生的“活刘备”唐再良（1887-1953）及其弟子“活周瑜”顾又良（1912-1985），有所说《三国》最全的何绶良(？—1923)，还有黄永年的儿子“活关公”黄兆麟（1887-1945）。
当时的《三国》开卷沉闷，黄兆麟一改从前的片段讲话或桃园三结义开头，而是从“屯土山约法三章”开始，将前几回有关情节再插入后书中，使得结构更加紧凑、吸引。黄永年的说书文武并重，形成《黄派》三国，成为当时苏州评话灌制唱片的唯一一人。
每个评话艺人的“长坂坡”都各具特色，而黄兆麟的“长坂坡”发挥了其从何云飞处学来的手脚功夫，出神入化，表演常山赵子龙挑北地枪王张绣的七探蛇盘枪使得听众无不拍手称好。
“他的七探蛇盘枪，分上中下七步连发，手面无相同之处，第一抢戳向面门，第二枪剌向喉咙，第三枪直向左心，第四枪戳向肚腹，第五枪左腿，第六枪右腿，一枪紧一枪向下猛剌，张绣一步一步向下招架，就在张绣只注意下部一刹那，这第七枪以巨蛇出洞之势，枪头猛然各上一翻，直剌咽喉，张绣猝不及防，终于在第七枪上一枪敝命。”
黄兆麟的三国评话跨越“赠袍赐马”（即“灞桥挑袍”）到“刘备进川”，只传给了弟子张玉书（1934-）。张书玉十三四岁拜师十月后，家贫无奈，只好白天工作，晚上听何绶良说《三国》，并收两家之优点。
刚才说到，何绶良是许文安的弟子，所说《三国》最全，能从“十常侍乱政”讲到“司马篡位”。二十三岁的张玉书决定编说后半部分的《三国》，从《张松献地图》到《取西川》一百回编为《西川书》，再编至《诸葛亮归天》。这样，《三国》评话脚本已经基本定型，前《三国》从“屯士山约三事”到“卧龙吊孝”；后《三国》从“张松献图”到“五丈原孔明归天”。
张玉书的儿子张国良（1929-，评话《智取威虎山》的改编者）整理评话为《三国》演出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州评话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