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古代王朝，人们往往称强汉与盛唐。说起宋朝，历史学家们一贯以“弱宋”称之。其实，宋朝从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来说一点都不弱，只是军队战力看着谁都打不赢，里面的原因有很多。
959年7月，周世宗柴荣猝然病逝，年仅39岁。其子柴宗训登基，是为后周恭帝，年仅7岁。新帝年幼，孤儿寡母，是王朝最动荡，最容易发生政变的时刻。柴荣去世前不可能不防范，把禁卫军首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换下，换上他最信任的赵匡胤。
可就是这位心腹股肱，次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走了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天下。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这种戏码实在太多，后周就是柴荣的姑父郭威，951年由部属推戴，黄袍加身得到的政权。
赵匡胤，军事意义上是个名将，政治意义上是个战略家，文化意义是个读书人。他不想让兵变在子孙的身上重演，于是对军事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登基次年，有一天晚上他邀请石守信等禁军将领、兵变功臣，留下夜饮。喝着喝着，皇帝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兄弟们问他何事伤怀。赵匡胤眉头紧锁，你们可以给我黄袍加身，将来你们的部属也可以。石守信们识时务，第二天纷纷告“病”还乡。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赵匡胤也算给足兄弟们面子。
宋太祖赵匡胤继续绘制国家未来的蓝图
重大军事制度改革：
第一块是调兵权。由枢密院掌管，枢密院的领导全部是文官，遇有战事，枢密院报皇帝核准，方能发符调兵；第二块是管兵权。军队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由军队内部的“三衙”分别负责；第三块是统兵权。打仗了，皇帝临时指派将领，带兵出发，打完把部队再交回来。
这就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战事临头，兵和将才第一次认识，凑合着拉出去打。中国古代兵制基本是征兵制和募兵制，征兵制是国家强制百姓参军，募兵制则是国家出钱雇佣百姓当兵。中国自唐代以后，募兵制渐渐取代了征兵制，而宋朝却是唯一的长期使用募兵制的封建王朝，为啥？因为有钱，养得起。
官僚机构改革：
一是中央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三权分立，大大削减宰相的权力。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归三司使掌握。宰相只有管理民政的权力。枢密使与宰相地位相当，后来又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以分宰相的权力。
二是实行职官的官、职、差遣三者分离的制度。 宋朝继承了后周的机构和官职，但宋太祖则另外差遣官员行使权力。这些由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这样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只表明品级，依此领取俸禄，并无实权；"职"也只是文官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握有实权。这样就便于中央对各部门、地方进行有效的控制，巩固了宋初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三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宋太祖为防止通过科举考试结成政治集团，诏令禁止新科进士到主考官那里谢恩。又命令进士及第的人不得称主考官为"恩师"、"师门"，也不能自称"门生"，以避免新老官僚以门生故吏之名结成宗派。逐渐改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这样进士就成了"天子门生"。
这样皇权空前膨胀，整个国家的行政和军事运转都要配合皇帝。一旦遇上能力弱的皇帝，整个王朝就跟着遭殃。大宋得国不正，根本不具备大一统中原王朝的实力。幽云十六州，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一个没占。这三个地区，几乎和长城相重叠，地势险要再加上长城阻隔，游牧民族纵使人能过来，马也过不来，对农耕民族就造成不了多少威胁。
尤其是幽云十六州（指中国北方以幽州「今北京」和云州「今山西大同」为中心的十六个州，地处太行山至居庸关一线），这里涵盖了长城最重要的一段，古北口、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平型关、雁门关......一旦过了幽云十六州，就可以在华北平原尽情驰骋。
无论是汉隋唐，幽云十六州都是必守之地。可惜安史之乱后，大唐快速衰落，节度使纷纷自立，后唐河东节度使、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
后周世宗柴荣崩逝之前还在征战，燕云十六州已收复三州十七县，马上就要兵临幽州，暴病而逝。无奈之下，建国后的宋朝只能在华北开河流、挖池塘、筑军寨、修城堡。宋太祖赵匡胤虽雄心壮志，但杯酒释兵权后，只能暂且搁置。缓图的预案，是“封桩库”。他不断积累金银财宝，财富多得令人咋舌，打算将来要么给契丹，把燕云十六州赎回来，如果对方不同意，就用这笔钱做军费，把它打回来。
烛影斧声留下千古谜案，赵匡胤莫名其妙的就驾崩了。弟弟赵光义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统，巩固皇权，势要拿回北部地区。然而979年，攻灭北汉，拿到太原地区，已是他的极限。后在高梁河之战中，赵光义大腿中了两箭，连夜乘驴车奔逃，弃兵将于不顾，致全军覆没。宋太宗赵光义后箭伤复发，内脏感染而死。
契丹族发源于东北地区，从北魏开始在辽河一代活动，在唐末时期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辽国的前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一直对汉高祖刘邦怀有敬意，故让耶律氏以刘氏为汉化姓氏；他认为唯乙室、拔里氏和自己的皇后述律氏三家功劳特别大，可类比萧何，就下令唯乙室、拔里氏和述律氏都改为萧姓，并规定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世代通婚。
契丹是个比匈奴还可怕的对手。匈奴，撑死不过是一个遭遇天灾，就到中原掠夺的游牧民族。大唐灭亡后，契丹族并没有入主中原，而是占领了华夏族传统的燕云地区，在长城以外建立了一个政权。9，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定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学习中原王朝的治国模式，开始改革。
立国后，979年大宋打算北伐夺回幽云十六州时，辽国已建国72年，占领幽云十六州40年。986年，宋太宗兵分三路大举北伐。萧太后亲自领兵出征，击退了宋军，俘虏了宋朝名将杨业，评书《杨家将》里的杨令公。
1004年，萧太后率领辽军，南下伐宋。宋真宗本想弃城逃跑，但宰相寇准拼命阻止。宋真宗只好御驾亲征，到达澶渊前线。萧绰见战局有逆转的可能，于是审时度势，利用宋真宗怕战的心态，推动与宋朝的谈判。
这是一场充满政治智慧的博弈，双方都有所求，也都有自己的底线。辽军求的是领土和钱财，真宗要的是和平和对国人的交代。一开始，契丹一方要求让宋朝归还被周世宗夺走的桥关南之地，这是真宗所不愿意的，他害怕割地求和遭人唾骂，于是对谈判使者曹利用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契丹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答应。”曹利用问底线是多少，真宗不假思索地回答：“如事不得已，百万也可。”寇准听到后，暗中把曹利用叫住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谈判桌上辽方百般施压，甚至一度扣押了曹利用。但曹利用始终坚守宋朝底线，毫不退却，迫使辽方不得不作出妥协。
1005年1月签订了《澶渊盟书》：
宋朝要付绢银，宋辽两国互为兄弟之国，宋真宗尊萧太后为婶婶，辽圣宗称呼宋真宗为兄长。宋、辽两国以白沟河（海河支流）为界，辽放弃瀛（今河北省河间市）、莫（今河北省任丘市）二州，双方撤兵，各回各家。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在雄州、霸州两地开放“榷场”（民族交界地互市场所），允许自由贸易。宋、辽停战后，边境榷场贸易频繁，互通有无。北宋用香料、犀角、象牙、茶叶、瓷器、漆器、稻米和丝织品等，交换来自辽国的羊、马、骆驼等牲畜。
曹利用谈判归来，到真宗处交旨。请见真宗时，真宗正在吃饭，侍者就问曹利用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没说话，伸出三个指头放在额头上，意思是三十万两。侍者误以为是三百万两，告知真宗后真宗大惊：“太多了！太多了！”但转念一想，三百万两绢银能换回两国和平，也值。随后召见曹利用，得知是三十万两后，真宗大悦：“才三十万，你很会办事！”然后重赏了曹利用，此后对其宠爱有加。
宋朝从杯酒释兵权时就鼓励去职的武将多买田地，做个富家翁。对于有钱人放贷、兼并土地，朝廷并不加以限制。这导致宋朝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加剧社会矛盾。宋朝又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使得官僚机构庞大、重叠，官员人数成倍骤增，大批冗员出现。
募兵制又招募大量灾民成军，兵员规模在宋仁宗时达到140万。后期经过裁减改革也保持在80万左右，耗费了国家大笔财政支出。宋真宗时规定：“军士外戍，家属在营者半之。”这是说，当士兵外出作战时，军俸分作两份，一份发给士兵本人，一份发给家属。为了让老婆、孩子不挨冻受饿，士兵不得不另寻营生，在市场上做点小生意。如果做生意赚了钱，士兵干脆花钱雇人服役。这样的一支军队，何谈什么战斗力。
武官遇到同级别的文官自动低半级，要行礼。军人在入伍时，都会在额头、脸庞上刺字。宋朝有两种人会被刺字。一种人是犯人，另一种人就是军人。把军人与犯人等同的做法，又怎么能凝聚军心。
宋朝不惜向异国纳贡，满足于苟且或偏安。皇帝无能或怠政时，自然权臣当道，出现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为了私利，这些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整个国家政治乌烟瘴气，黑暗腐朽。
宋朝孱弱的主因还是在于制度，既有成文的行政和军事制度，也有逐渐形成的所谓祖宗之法。君王对武将的猜忌，朝野对军人的鄙视，使得兵将根本不敢施展手脚。战胜则自危，有功则速祸，与其说北宋亡于金国，不如说是亡于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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