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独”夫妻来说，双方父母养老面临更多挑战。市政协委员王静建议，应进一步推进社区养老照料中心的发展，把社区变成老人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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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母子一个月见一次面
王女士今年64岁，北京人，儿子生于1980年，今年36岁。王女士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妹，最小的妹妹只比自己的儿子大7岁。
作为一名50后，又是大姐，王女士年轻时像半个母亲，照顾着弟弟妹妹们。这让她深刻体会到孩子太多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巨大负担。因此在1980年，当政府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王女士成了同龄人中较早一批独生子女父母。虽然少了抚养孩子的压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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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女士的印象里，自从儿子上高中住校开始，母子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那时一家人只有周末能够聚在一起。当孩子参加工作直至成家以后，母子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王女士的儿子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常年在外，一个月能回家一次已经不错了。而且每次回家只是在一起吃一顿饭后，便匆匆离去。
孤独感在退休之后更为强烈。现在，王女士家里孩子的书房还保持着小时候的样子，她时常会翻出儿子上学时的照片，感觉好像一切都是前一天刚刚发生的事情。转眼间自己就老了，再也听不到孩子背着书包跑进来喊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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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独生子女大都已迈过而立之年，正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慢慢转移到他们肩头。而很多独生子女家庭通婚后，两个孩子将面临照顾四个老人的问题。
杜女士和爱人都生于1980年，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两边的老人也都已年过花甲。“现在最担心老人的身体，要是出了问题真有些跑不开。”杜女士说，婆婆脑梗塞住院，而自己的父亲身体也不好。她家在石景山，婆婆家在顺义，只能这边住两天，那边待一天，半年跑下来简直要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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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出院后，杜女士以为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周末该去谁家?杜女士和爱人现在住在石景山，他爱人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要求周末必须回顺义。杜女士觉得有些委屈，虽然自己的父母离的近一些，但每周也只有周末才方便见面，就这样，夫妻两个为周末去谁家没少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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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独生子女与父母分居见面少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显示，因独生子女与父母分居，日常见面少，影响了亲子情感交流。在受访分居家庭中，子女与父母每天见面的比例不足30%。近50%的家庭每周或只有每月能见面。
在经常或有时感到孤独的独生子女父母中，近40%不愿与子女讲出自己的心事或困难。家庭中老年人情感慰藉的通道不畅，也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老年父母的孤独与无助，影响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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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使独生子女父母更早且更长地经历着人生的“空巢”阶段生活，同时也将他们置于一种更为脆弱的家庭养老基础之上。随着成年独生子女间通婚比例的上升，与之相关的“四二一”家庭代际结构的增多，都使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面临严峻挑战。
分析
未来对社区养老服务有需求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分析指出，由于目前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大多尚处于低龄，健康状况较好，在家庭中仍属于主要“付出者”，为家庭成员提供照顾与支持，对家庭养老支持需求水平相对较低。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来对社区养老服务和养老院均有一定的需求。多数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对自己将来的养老做出了规划。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
部分独生子女父母入住养老院、亲子同住或子女婚后住在父母家附近将是未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居住安排的主流。
建议
推进社区养老照料中心发展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即将面临养老问题，鉴于大部分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的现实，市政协委员王静建议，进一步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推进社区养老照料中心的发展。
政府应全方位支持社区养老机构开展日间照料服务项目，并给予政策、资金等优惠和法律保障。加强养老照料中心服务的宣传和推广，帮助需求人群快速全面地了解照料中心的基本情况与服务内容等信息，提高养老照料中心对周边社区的辐射作用。
同时，大力发展社区养老照料中心志愿者服务团队，并对志愿者进行相关服务的专业化培训。志愿者年龄较护理人员年龄相对偏低，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在沟通交流方面更具优势也更具活力，有利于社区养老服务中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的开展。
王静还建议，未来要建设覆盖全社区乃至全街道的老年人信息管理系统，全方位地了解网络覆盖内的社区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段、服务水平、服务人员等多样化要求，进而有针对性地设计个性化层次化的养老照料服务项目。
